我近来读到两篇回忆录，一篇是解放初期福建省闽侯地委书记郝可铭同志的一段回忆录，他这样写：

“1949年8月底，闽侯地委成立，由我和温附山、李敏唐、郑思远、师建常、高一清组成地委会，我任书记。地委建立之初，根据中央的决定，开始有序进行「接管城市和剿匪反霸」的工作……半年不到的时间里，省委书记张鼎丞从12月到1950年1月到闽侯地委三五次。他们来时并没有召开地委会布置工作，……张鼎丞书记跟我谈过在闽侯（当时叫林森地委）搞土改让我考虑，先给我打个招呼。这个意见我有不同看法。主要是在土改的时间上有不同意见。原因是组成南下长江支队时，我们曾在河北武安学习中央二中全会文件，中央的精神是在新区要学会管理城市，把城市工作作为重点，在农村实行两年不减租三年不土改的政策，在老区搞了多年减租减息和土改，有经验也有教训，因此我认为在剿匪反霸告一段落以后再开展土改……。

张最后一次谈话对我说，把闽侯作为突破点是让省委的屁股坐得稳当点。当时我正研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并写了一篇学习心得的长文，送《福建日报》第四版上。对照张鼎丞同志的工作，我认为省委和张鼎丞同志是正确的，对张鼎丞同志我是坚决拥护的，……一九五二年回到中央，见到薄一波同志，一波同志说你们都没错，反霸是打倒地主的当权派为土改扫清道路，不是错误。”

最近我又读到郝可铭同志的儿子我的好朋友郝一星写的《记父亲与张鼎丞书记的一次争执》，他是这样写的：

“父亲所在的南下四大队随十兵团入闽后，按照华东局安排，接管闽侯地区，于1949年8月26日成立闽侯地委，父亲担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主要任务是“接管城市，剿匪反霸”。

我听父亲说，张鼎丞书记从 49年 12月到50年1月，三次到闽侯地委（当时是林森地委），给我父亲打个招呼，考虑在闽侯地区进行土改工作。在土改时间这个问题上，我父亲跟张鼎丞同志之间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执。北方人初到福建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当地方言差异很大，隔五里路话就不一样了，父亲说他每次下乡调研要带好几个会说普通话的翻译。父亲任上一个区委书记和农会主席惨遭土匪杀害，对他刺激很大。因此他对张鼎丞书记直言，应该在剿匪反霸告一段落后再开展土改，跟张顶上牛了。……父亲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与领导争论，因为他没有个人私利，只有为党工作的义务和责任。

后从左往右郝可铭、郑思远、吴立批，前从左往右李敏堂，军分区同志

张鼎丞同志是老资格的革命家，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对福建的具体情况比父亲更了解，更清楚。但是他不以势压人，而是很耐心地对父亲讲其中的道理。一个省委书记三番五次到闽侯地委做他的思想工作，张老说明了省委的意图是：以闽侯地委作为试点，让省委走得更稳妥。一个地区失败了不至于影响全省大局，成功了可以向全省推广。这就是调查研究。父亲终于明白了这是省委根据中央《领导方法的决定》而采取的行动，便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全力投入省委安排的工作，工作有声有色。……

此后，他完全服从张鼎丞的意见，在以后的全省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各项工作中，省委都是以闽侯地委为试点，向全省推开。张鼎丞对他十分信任，工作开始之前，都会征求他的意见，上下级之间保持着良好的沟通，配合默契。例如，土改中，张采纳了父亲关于不挖地主浮财的意见，避免了犯“左倾”错误；父亲建议对于动员开明绅士和国民党知名人，如前海军部长陈绍宽等主动献出土地，张也予以重视，因而没有发生过火的偏差。

郝可铭与张鼎丞同志因为争论而互相了解，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情，这样的上下级关系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后来在北京，张鼎丞关于福建土改向毛主席写的报告，也是把父亲叫来一起商量，实际是根据省地两级地方经验写的调查报告。”

“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王兴与郝可铭叔叔同住在白塔寺的中组部宿舍。王兴经常与郝叔叔“小酌”一杯。喝到尽兴时，郝叔叔就指着我说：“哎呀！我可是和你父亲干过架的啊！我顶他可厉害！他指示我土改试点，我顶他违反毛主席确定的方针政策。他对我可是‘三顾茅庐’啊！哦！不止三次呢！第五次谈话，我才同意他的意见啊！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三年，这是我一生中工作最顺利，最愉快的三年！”

当时中央确实有新区三年不土改的指示。在太行太岳干部南下之前，毛主席还特意找陶鲁笳（山西省委书记）、冷楚（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周璧（福建省委秘书长）谈话，指示新区不土改（有档案可查）。但是1950年福建大部解放后，剿匪遇到了困难——土匪和当地的地主恶霸是一家，群众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又惧怕地主恶霸。在没有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剿匪遇到了困难，因此叶飞等福建省委的领导，也有在福建新区进行土改的想法。但是这一做法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有不同。

我的父亲从1929年5月25日在打龙岩时，就跟随毛主席。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开辟发展巩固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这样说不为过，他们得不到中央的直接指示，但是他们从各种公开媒体资料中综合分析，得出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闽西南党始终没有离开党中央的领导。1939年，我的父亲回到延安被安排住延安杨家岭毛主席的窑洞旁。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读毛主席的著作，读毛主席指定的21本马克思列宁著作。在理论的指导下，总结10年内战的经验。

这大大提高了我父亲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领导水平和自觉性。因此我父亲等在1950年能够根据福建的具体情况，提出解决福建剿匪和土改的具体意见。我父亲有中央苏区土改的经验，也有抗日战争后在华中山东土改的经验。但是1950年在福建进行土改又有新的情况，根据毛主席一贯指示的工作方法，凡事都要先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再推广，因此我父亲提出在闽侯地区进行试点工作。对于试点的建议，有不同意见，要做工作，交换意见，过去这叫“打通思想”，只有思想统一，工作才能做好。

这就是张鼎丞“五顾茅庐郝可铭”故事的由来。

闽侯土改试点，我还有很深的印象。省委江一真（省农委书记）、吕尹波（省委政研室主任）以及省委工青妇的领导都带人参加了这次试点。我的母亲路凯是省妇委书记，带了小崔（我已不记得名字）、项爱月等同志参加试点工作。我父亲秘书的爱人黄真阿姨也参加了，她从46年华中土改就是土改工作队的成员，后来一直在吕尹波领导下的土改工作队，开展土改试点工作——从华中试到山东，具有极为丰富的土改工作经验。

闽侯土改试点，取得了丰富的经验，经总结后在全省推广。郝可铭同志多次向福建省同志介绍了闽侯土改试点经验，多次得到省委的表扬。

福建的土改工作很快完成，同时剿匪反霸也取得了胜利，都得到党中央的表扬。

73年后的今天审视福建土改，没有任何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