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当下仍有指导意义
姜 澎、郝梦夷
1978年9月27日,钱学森亲自撰写的万余字专稿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在文汇报全文刊发,这被认为是开创系统工程“中国学派”的奠基之作。直到昨天,学术界不少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认为,我们对于系统工程学术思想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刻,执行得仍然不够彻底。
昨天,由上海交通大学、文汇报社共同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纪念钱学森《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发表4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学术界知名学者汇聚一堂,共同回忆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产生过程,以及这一思想理论体系在当下对我们的启示。
研讨会上,不少学者还记得这一思想理论在文汇报一经刊发就引起巨大反响。在过去40年中,有八次香山科学会议主题是与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相关的。十年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戴汝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文章见报后,在全国科学和工程技术界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记得当时我所在的研究所,不少人在食堂吃饭排队时都在谈论这篇文章,大家热烈地议论着,那种场景至今都还历历在目”。
一页珍贵文献让记忆重回40年前
近日,在整理钱学森手稿时,钱学森图书馆研究人员意外发现了一页 “时间进度表”,这页发黄的纸张自 1978年 4月 30日“收许国志同志文”始,至1978年8月29日“寄文汇报”为结尾,记录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的诞生过程。
系统工程理论这个概念,最初萌芽于1940年至1945年。钱学森在当时的科研工作中,接触到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复杂的火箭导弹系统和科研团队系统,逐渐认识到科研工作中组织管理的重要性。在1954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第十八章中,钱学森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用不那么可靠的元器件也可以组成一个高度可靠的系统。
1955年,毅然回国的钱学森发现,中国当时非常缺乏科技人才,如何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科技人才成为一个现实的科研组织管理问题。长期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经验使得钱学森意识到,通过组织协调来更合理地使用中国紧缺的高端科技人才,是当时国防科研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世纪70年代末逐渐退出国防科研一线后,钱学森便试图将实际工程中应用的系统工程管理方法上升到理论层面。1978年5月5日,钱学森第一次提出 “系统工程”和“系统工程学”两个概念,几易其稿后,钱学森和许国志、王寿云终于完成《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
全文一万多字,没有一个数学公式,以普通读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读得懂、能领悟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系统工程,将原来局限于工程技术的管理方法,扩展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仅钱学森本人,就明确例数了教育系统工程、法治系统工程等14种在不同领域可以实践的系统工程。
这篇文章简单易懂,迅速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系统工程理论的热潮,也成为报纸高级科普的经典之作。
系统工程理论用于工程管理乃至社会管理
“大家都知道钱老为我国的航天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曾经有句话‘天上的事,去找钱学森’,现在我仍然想说,地上的事,也得‘找’钱学森。”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年逾86岁的李毓堂回忆起他第一次接触系统工程理论到后来在工作中的应用,感慨颇深。
“1984年,钱老第一次来中国农业科学院,为我们讲解了两天的大农业产业革命。”李毓堂告诉记者,当时他在农业部具体主持占国土41%的草地管理和建设工作。之后的20多年,他和钱学森通信50多封,只为落实系统工程在草业的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叶,在系统工程理论的指导下,李毓堂在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的20多处草场试点系统工程管理,将草地技术、经营体制、产业结构、农牧区发展模式综合到一个优化产业系统中一并解决,也就是说,草场农民不只负责草场作物的生产,还将技术提升、产品加工和出售融入产业系统体系,效率提高了,农民也逐渐富了起来。“根据国家审计部门的调查,这些试验区投资效果、经济、生态、环境评估都远超同期其他项目。”李毓堂很自豪地告诉记者。据报道,在实验场之一的内蒙古,逐步形成了甘草、沙棘、肉苁蓉等沙产业系列和绒、肉、乳、药、薯等草产业系列。
在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黄欣荣教授看来,钱学森后期的研究进一步充实了系统工程理论,先是归纳出系统科学体系,随后提出构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并进一步推导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当时大家都不理解这样的体系如何形成,直到大数据的出现,才恍然大悟!”大数据就是用关键词为思想定性,随后通过大量的数据,也就是定量,形成偏好。人工智能则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让机器主动学习,达成策略。
“我在研究系统工程理论的过程中发现,现代的社会科技发展,几乎是沿着钱学森当年的预设前进的。”黄欣荣惊叹,钱学森的研究居然如此超前。在钱学森的预想中,人工智能下一步,应达到“大成智慧”,也就是不仅接收信息、进行检索,而是在既有信息基础上,形成跨越式的创新想法,从智能向智慧转化。
系统工程思想在当下显示出现实意义
在更多的学者看来,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可说是贯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之间的通道,至今仍不过时。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系统工程研究专家汪应洛说,钱学森洞察到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规律,开创了产业革命的全新理论,他提出的包括系统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11个大部类组成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指出了多个领域之间的联系。
在李毓堂看来,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思想,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以农业为例,仅化肥,中国使用量就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有效率却仅有30%,70%的化肥不仅造成土壤污染,还降低了农产品质量,使得农业生产成本上升,价格倒挂。“现代农业要在全面提升效率的同时,增加农民收入,确保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只有通过系统工程理论。因为系统工程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将所有问题纳入一个体系进行思考、寻求解决之道。”
昨天的座谈会上,有专家指出,经过40年的推广、应用和发展,“系统工程”已经从概念走向理论、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航天型号研制部门走向国家决策机构、从工程技术型号设计走向国家管理顶层设计,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并深入人心,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广为人知的“高频词汇”之一。但也有专家提醒,在具体项目中,系统工程思想仍应该因时因地制宜,“生搬硬套不可取”。
系统工程理论大事记
1940年,贝尔电话实验室为建设横跨美国东西部的微波通信网而首次使用“系统工程”这个术语。
1940年至1945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由于应用了系统工程方法进行协调,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成功。
1954年出版的 《工程控制论》第十八章中,钱学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用不那么可靠的元器件也可以组成一个高度可靠的系统。
1954年9月,当博士生郑哲敏启程离美回国时,钱学森要他向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力学研究室主任的钱伟长介绍运筹学,希望引起国内的重视。
1955年9月,钱学森在回国的轮船上结识了许国志,他们在讨论新兴学科运筹学的时候,认识到运筹学在组织管理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运筹学研究室。
1957年6月,在中国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钱学森强调要通过组织协调来更合理地使用中国当时紧缺的高端科技人才。同年,在国防部五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作战使用研究处”。
1970年代末,钱学森逐渐退出国防科研一线后便试图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
1978年 9月 27日,钱学森和许国志、王寿云在文汇报发表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
1996年 6月开始到 2015年 3月,有八次香山科学会议与钱学森系统工程理论紧密相关,主题分别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科技前沿发展、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复杂性科学、过程工程中的复杂系统、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总体框架的探索、复杂性与社会设计工程、网络社会集群行为的多学科研究、国家治理与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