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专家梁小虹讲述中国航天事业鲜为人知的故事
宋泽滨 刘济华 任国凤
原标题：赢在顽强：一飞冲天的壮美背后 ——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原党委书记梁小虹
他是“中国航天日”的提出者——作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连续5年在两会上提交《关于设立“中国航天日”》的提案，并组织39名院士联名呼吁，最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推进之下付诸实施；他是中国航天跨越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作为发射队的领导者，他曾在卫星发射或载人航天的发射现场度过激情燃烧的岁月，见证奇迹的诞生。他，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梁小虹。
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有谁能对成功与失败的关系理解得如此深透？在第三个“中国航天日”的前夕，在中国航天一路捷报频传的今天，记者近距离采访这位不寻常的航天人，听他讲述中国航天璀璨的辉煌以及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航天事业质量管理中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
“成功”就是信仰 “可靠”就是生命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航天系统工作了30多年，您觉得航天部门是否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
梁小虹：中国航天走过了60余年的发展历程，今天回过头来看，系统梳理历史发展脉络，从中发现、提炼和总结一些规律，以指导今后航天事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航天的发展是由其内在因素所决定的。从一开始，航天就是一个受到国外高度封锁的领域，国际交流少得可怜，技术资料很难得到，关键设备禁运国内。同时，卫星发射市场也被美国等发达国家垄断，打开市场阻力重重。在这种状况下，资源换不来市场，市场换不来技术，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和实践。可以说，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因为没有谁会帮助你。正像国际歌里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2周年。现在的中国航天，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建设航天强国的使命和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新一代航天人的肩上。这需要我们在未来的10年、20年内，部分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从航天大国向航天强国的跨越。要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必须很好地研究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规律性的问题，从而认识规律、研究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航天领域采访，不论是在研制生产单位，还是在发射现场，所见所闻的一个高频词就是“成功”。为什么说航天人对成功有着极高的追求，并且已经成为信仰？
梁小虹：在航天领域，“成功”是信仰，“可靠”是生命。如果说技术性能是型号的生命，那么可靠性则是整个生命周期的根基。根基不稳，就相当于一栋高楼建在了沙滩上，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出现颠覆性问题，甚至导致前功尽弃。
航天可靠性无大小，小到一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测试，大到型号的研制、试验、生产，都事关大局。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细节，都会影响到航天事业的成败。相比起一飞冲天的壮美，失利后擦干泪水的反思，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可靠性就是在这一次次经验教训中孕育、转化出的成果。一代代航天人，从对型号问题和故障的不断迭代、反复推敲和深入剖析中，摸索积淀出可靠性理念、方法和流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吧？
梁小虹：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点火起飞后不久，发动机起火，导弹坠毁在离发射台仅600米远的沙漠上，将戈壁滩炸出了一个大大的弹坑。这次失利，是中国航天历史上少有的由于方案设计问题而导致的发射失利，它成为建立航天可靠性理念的转折点。
老一辈航天人痛定思痛，总结出两条规律。第一，导弹设计方案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的地面试验的基础上。第二，一切通过总体、一切通过地面试验。这是因为航天工程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单点可靠并不代表全局可靠，必须突出和强调总体的作用；同时，地面试验是发现问题、暴露缺陷和改进提高的关键环节，必须要保证地面试验状态与飞行环境条件的覆盖性以及试验次数的充分性。至此，航天型号可靠性的基本做法初步形成。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加快了型号的立项论证和研制进度。在同一时期，国内元器件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对产品小型化、高精度、高可靠性的要求随即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过程中，可靠性工作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的可靠性管理制度和工作准则，提出了一些可靠性设计原则。“简单就是可靠”“冗余设计”“元器件降额”“可靠性试验验证”“可靠性管理活动”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步入90年代，航天的可靠性工作有了质的飞跃。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了中央专委会的请示，“921”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列入国家重点工程计划。“921工程”的研制，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征二号F火箭的研制历程，创造了多个可靠性工作乃至航天发展史上的“首次”：首次提出了可靠性指标0.97，安全性指标0.997的要求；首次将全箭的可靠性指标，转化为设计指导思想并予以落实；首次全面将“3F”可靠性分析方法（FTA、FMECA、FRACAS）与火箭设计相结合并指导产品设计；首次采用了单机及系统冗余方案；首次开展了环境应力安全余量试验；首次设立了可靠性安全性主任设计师；首次建立了可靠性会签制度，成立了可靠性工作专家组，健全了全箭可靠性安全性采集、处理和评估系统，开展了全箭可靠性定量评估。随着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神舟”飞船任务的圆满完成，这枚堪称“艺术品”的火箭的可靠性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和赞许。
到今天，“成功不等于成熟，成熟不等于可靠，可靠不等于万无一失”已经成为研制队伍融化到血液里的认识。在这条准则的指导下，航天工程的可靠性工作日臻完善，已经形成了从设计源头抓起、实施全过程控制的可靠性保障体系。在研制队伍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至理名言”：“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可靠性是制造出来的，可靠性是管理出来的。”一代代航天人将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完美结合，悟出了可靠性工作的“真谛”：好的设计是不断平衡的过程，从设计源头抓起，实施全过程量化控制，是确保产品可靠性的唯一途径。
可以这样说，航天事业60余年来，“一切为了航天型号的发射成功”始终是我们工作的主旋律，追求成功也成为航天人的信仰。而60余年发展历程中，不论是成功的经验和失利的教训，都已成为一笔丰厚的“财富”。
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长期在航天领域工作，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从中能总结出什么样的重要经验？对您工作有哪些影响、对后人有哪些重要启迪？
梁小虹：我在航天领域干了30多年，无论在设计部所工作还是在院里工作，应该说经历了很多特殊的重大事件，有些事件可谓“刻骨铭心”。这些特殊的重大事件，不仅包含成功后的辉煌，更包括失利后的悲伤。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会有“过五关”的辉煌，也会有“走麦城”的悲壮。“过五关”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也会对工作有促进作用。但是，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走麦城”。它会使一个组织、一个人更好地成熟和成长。对我来讲，成功，不能称之为“刻骨铭心”；只有经历了失败，才算是真正的“刻骨铭心”。
《中国社会科学报》：航天人是怎样看待失败的？
梁小虹：我们说任何一个科学试验都有可能出现失败，放到时间的维度上，没有永远成功的事情。永远成功只是努力方向，是理想目标，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任何试验都有失败的概率，努力的目标和实际的结果经常会有差距。怎么看待成功和失败？有位领导概括得很好：“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
我们认识这句话是有一个过程的。为什么“失败是差一点的成功”？失败不是对整体工作的否定，而是对局部工作的否定。失败是关键部位失败，是部分失败导致了整体失败，失败有原生性和次生性之分，关键要问题复现、定位准确、机理清楚，要找到关键点、关键原因，不能因为失败就全面否定过去的工作，分析故障也不能怀疑一切。为什么“成功是差一点的失败”？成功里有时候会包含隐患和险情，之所以隐患没有变成事故，险情没有导致灾难，就是环境条件没有形成。既然“差一点”就会失败，所以要格外小心。我们要做的就是很好地认识成功和失败背后的逻辑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失败以后，要正确对待，不要丧失信心。今天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做到，但只有亲身经历过一些重大失败后，人们才能体会到，这句话并不轻松，也不容易做到。
梁小虹：2006年4月，一个重要的潜基火箭发射失败，“归零”用了三年的时间。历史上，我们没有一个型号失败后用三年时间“归零”的。1996年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失败，仅用15天就完成了“归零”，接着就取得了成功。三年“归零”，足见其难度之大、问题之复杂。为了查明失败的原因，不光动员了航天系统的全部力量，还动员了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力量，同时还参考了国外研究机构仅有的材料，可以说是倾国家之力，以“国家队”的能量连续做了三年的工作。三年之后，没想到发射再次遭遇失利。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前途未卜、失去方向了。因为我们倾尽了全部的力量，用了1000多天的时间，调动了全国所能调动的资源，面对的依然是失败。怎么来证明你的工作？怎么证明你的工作有效？怎么证明你有能力取得成功？一时间，各种质疑纷至沓来。
那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也是研制队伍最痛苦的时候，更是我们承受打击、折磨，精神压力最大的时候。因为你再往前走，看不到胜利曙光。在夜不能寐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叫《赢在顽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还能不能再成功？那种深深的自责和刻骨铭心的内疚，是外人无法企及、无法体会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诗中写道：“多少次归零重来/多少次改弦更张/选择航天/就是选择忍耐坚强/我们在大喜大悲中/挺起胸膛。” 科学研究不可能没有失败。据了解，中国航天的发射成功率在世界上还是很高的，我们航天人工作都非常努力，偶尔出现一些失误，全国人民也是会理解和谅解的。
梁小虹：在经受了两次连续失败后，队伍仍然不气馁、不灰心，继续埋头攻坚克难，最后终于取得了后续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国防建设和军队装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建设航天强国的过程中，我们依然会遇到新的挑战。比如说，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在2016年首飞时出现了一点问题，2017年7月2日又第二次发射失利，火箭第三次发射会不会顺利？今后的研制会不会一帆风顺？其实，只要能够辩证地、系统地、发展地看待问题，就不难得出正确结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被动、不会措手不及，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成功不等于可靠 可靠不等于万无一失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时我们虽然尽了百分之百的努力，但是永远有认识不到的地方。
梁小虹：这个认识不到的地方，就是人的主观认识的局限性。我在院里经常讲，我们犯的是两类错误：第一类错误是小学生做高数，打死也做不出来。“小学生”是个形象比喻，说的就是我们的认知水平和经验积累没有达到一定高度时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在小学生没有受过高等数学教育的情况下，面对“高等数学”，就是再努力，依然不能正确地解出答案。比如潜基火箭的几次发射失败，就是因为对水下发射环境认识不足，没有理论基础，没有设计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准确地在设计、生产、试验中反映客观规律，那不就相当于小学生做不出高数题一样吗？第二类错误是小学生做算术题，1+1应该等于2，他一粗心就等于3了，你说他会不会1+1=2？会，但是为什么等于3？马虎了。很多问题的发生，是我们在工作中不够严肃认真、耐心细致，没有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标准来做，没有把我们的经验很好地继承和复制，违反了规程，就犯了1+1=3的错误。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谁会这么明确地告诉你，什么问题属于哪一类。
梁小虹：很多情况你是分不出来是属于做“算术”还是做“高数”。也许你看着像是“算术”的问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高数”的问题；有时候你看着是“高数”的问题，其实背后的原因是“算术”问题。这么复杂怎么办？只能用“严慎细实”的方法去对待，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不能马虎，不能掉以轻心。
有一次，一枚火箭运输到发射场，到现场交接产品，打开电缆插头一看，里面有油。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油怎么进去的？专家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以及可能，用了足足两个多月都没得出结论。最后有专家提出是不是“阶级敌人”搞破坏，但犯罪要有动机和作案条件，如果往电缆插头里倒油，动机是什么？他有了这个动机，有没有实施的条件？因为我们要进总装厂，有武警站岗、有摄像头，他怎么能往电缆里头倒油呀？
后来终于研究清楚了，原来，火箭要做到“四防”（防雷击、防静电、防潮湿、防雨水），需要在电缆的根部做一个防水处理。给电缆缠绕胶带的一般是女工，她手上可能会擦护肤品。这个问题我们事先没有认识，所以工厂的制度里没有规定女工不能擦化妆品。再说防水胶带缠完以后，也不是必然会出问题，毕竟过去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这次出问题具有随机概率，它需要在两个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第一，操作者手上有油脂。操作的过程中一定在胶带上留下了油脂的残余物。第二，火车运输的时候有高温环境。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时间的高温就把胶带表面的油脂萃取出来，变成油性的东西渗透到插头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个也能查出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梁小虹：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操作程序规范了：一是操作时绝对不允许擦化妆品。为了防止失误，规定操作人员在缠绕胶带的时候必须戴手套。二是火箭长途运输的温度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采取了这些措施后，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质量归零：中国航天管理的最佳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了解到，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ISO 18238（航天质量问题归零管理）2015年11月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式发布。这是中国航天在实现产品“走出去”的同时，首次将具有中国特色的航天管理最佳实践推向国际，彰显了中国航天的软实力。
梁小虹：航天质量问题“归零”是从实践中总结提出的具有中国航天特色的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是针对在设计、生产、试验和服务中出现的质量问题，从技术上、管理上运用适当方法，分析问题的原因、机理，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解决已发生的质量问题，同时通过举一反三，避免问题重复发生的闭环管理活动。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里，大家经常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归零”。从怕“归零”到不怕“归零”有一个过程。过去大家特别怕“归零”，有人说“归零”要追究责任，其实那是借口，过去“归零”也不追究责任。但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不愿意“归零”呢？“归零”，起码是你的问题，你面子上不好看。所以过去一出问题，先想着把责任推出去。后来大家逐渐地认识到，人的能力提升往往是不在成功时完成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往往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成功，还不如知其然也知所以然的失败对组织和个人的帮助大，许多问题如果不“归零”，那个问题的机理我们根本没法掌握。
2011年8月18日，长征二号丙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发射任务，这次同时进场的有三枚火箭，火箭技术状态相同，而且是同批次生产的。长征二号丙是“金牌火箭”，成功率非常高，当时已经成功发射40多次了，奇怪的是，这次发射前两发成功了，最后一发却失败了。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一次成功不等于次次成功，成功不等于成熟，成熟不等于可靠，可靠不等于万无一失。
什么叫“成功不等于成熟”？你这次成功，下次是不是就一定成功？未必。其实有的成功是偶然的，是客观环境没有具备失败的那种条件，还赶上你运气好。可是这环境一变，气象条件一变，就可能出现了那个导致失败的环境，因此就产生了失败。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长征二号丙火箭发射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梁小虹：长征二号丙是两级火箭，一级火箭脱落了以后，二级主机点火，它的工作时间很短，主要靠四台游机发动机工作，管理火箭的俯仰、偏航和滚动。
发动机是根据控制系统对伺服机构的要求做动作的，发动机是固定的，由伺服机构牵动发动机，来决定火箭的姿态。结果四台游机有一台出了故障，姿态失稳。其实，这个状态的游机发动机已经成功发射了700多次。你想想，概率是不是很小呀。
在对故障进行试验验证后，发现游机框架材料虽然合格但有偏差缺陷；这个缺陷是允许范围内的，属于下偏差。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这个材料需要加工，就是打孔。打孔又出现上述问题，就是合格但属于下偏差。第三，这一次飞行试验出现了特殊的低频振动，就把那个有缺陷的材料和有缺陷的加工给震裂了，震裂以后，发动机就一下子摆到了90度，造成了火箭姿态失稳。
概括起来，材料合格有下偏差，加工合格有下偏差，再加上低频振动这种特殊的振动环境，导致了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两个下偏差叠加，所以就出现了问题。如果这三个条件里有一个条件不成立，也不会发生问题。这种低频振动环境，过去做地面试验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次的巧合，使三个偶然因素叠加在一起，导致出现故障。
其实，以前的飞行中也可能存在加工、材料、环境等出现问题的概率，但这些可能的概率都没有影响飞行成功，所以我们误以为一切正常。接着我们再分析，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这涉及几个系统：第一是给伺服机构下达指令的控制系统，第二是伺服机构系统，第三是发动机系统，第四涉及整个动力系统，同时还涉及生产加工系统。而这几个系统却没有在一起做过一次整机的测试试验。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怎么证明它们是合格的呢？
梁小虹：各系统都认为自己交付的产品没问题，这就暴露出我们系统管理的问题。单机产品的合格并不意味着到系统里产品就是合格的，因为单机的产品质量必须满足系统环境的要求，这是深刻的教训。
正是针对质量管控过程中的问题，中国航天人提出了质量问题“双五条”归零标准：在技术上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在质量上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这一管理成果，是我国独具特色的航天管理最佳实践，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推向全球，是广大航天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梁小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党委书记、常务副理事长兼航天精神研究分会会长，2003—2016年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518核心人才”、国防科技工业“511工程”高级管理人才。他长期在中国航天领域工作，在探索企业内部管理规律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企业党的建设、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树，并撰写和主编了《航天精神》《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哲学基础》《思想的力量》等著作。
特约记者 宋泽滨 刘济华 记者 任国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