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援按语：经朋友介绍，《北京青年报》著名记者谭璐要与我“聊一聊”，朋友之情难却。原以为只谈一些现实问题，没想到又旧话重提，问起了“微博”事件，我实在无意再纠缠在这个话题上，但名记者就是名记者，她根据媒体上的一些报道整理了这篇《“鹰派将军”罗援的微博战场》，虽然我不大同意这篇文章的发表，但谭记者说，出于职业道德，也应该由媒体出面澄清一些谣言。谢谢她!现在既然已经发表了，我想该澄清的事情已经“清者自清”。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国家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我们应该集中时间和精力，为进一步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梦”献计献策，不要再纠缠在个人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上。我希望这是最后一篇关于“微博”事件的报道，有些网友善意的疑问，在这篇报道中已经得到了解答，不要再信谣、传谣了，那些谣言已经被证明是虚假信息，连造谣者都已经被绳之以法了，但现在仍然有人在反复传播、炒作谣言，有的甚至在传播中加工、夸大。恕我直言，今后我再也不会回复那些无聊的谣言了。在此，再一次感谢各位网友和一些媒体对我的支持、信任和理解!我相信大家也会自觉维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共守法律法规底线。

　　以下是《北京青年报》文章：

　　《“鹰派将军”罗援的微博战场》

　　罗援的名字缘于他出生在抗美援朝的年代。罗援原是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也在多个学术研究机构兼职顾问或研究员，于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而他为公众熟知则是在最近几年，并被称为中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现在，退休之后的罗援并没清闲，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日程安排很忙，采访最终就约在北太平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他的办公室里。

　　“我不愿意在这些东西中纠缠”

　　“中国特色的鹰派，既非萌生于作战指挥部，也非产生于参政议政国事辩论的场合，媒体才是他们的舞台和阵地。”一组媒体专访罗援和张召忠的稿子在封面提要里这样总结道。这句话可以倒过来看：其实人们对他们的印象主要就来自于媒体，更大量的则是得自于与其相关的碎片化网络信息的传播、评论，以及据传播途中附加上去的各种评论，形成的种种概念化印象。

　　“高大魁梧，不怒自威”“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曾有某篇专访开头速写般勾勒罗援的形象。他身材高大是没错，身姿也比一般60岁出头的人挺拔些，而他说话不疾不缓，和西装领带的装扮无违和感，并没有上述描述中那么戏剧化。

　　但是，罗援拒绝谈关于他自己的话题，不管是几个月前的所谓“微博事件”，还是最近盛传的关于“猎鹰计划”的话题。他只说，“这些事都已经基本过去 了，我觉得现在应该放下了。”甚至连这个“不愿意谈”也不愿意说出来，罗援不愿意谈个人，不愿意他自己本身成为受人瞩目的焦点，或者某个细节被意料不到地 放大，过度解读，“节外生枝”，进而成为新一波的谈资。

　　他已经不愿再谈论曾被缠裹的是是非非，“我觉得这种事儿没什么意思。我要跳出这个东西，不愿意在这些东西中纠缠，该澄清的都已经澄清，连谣言的始作 俑者都已经绳之以法，还再怎么解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谈话中他经常一涉至此即刻刹车：“不要再谈这些了，我们还是谈现实的话题 吧。”

　　“被动上微博”

　　他尤其不想旧事重提的，就是他开微博之后的那一串连锁反应。

　　今年2月22日，罗援少将开通个人微博，并获得身份认证。根据中国2010年6月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规定，军人不得在互联网上开设网 站、网页、博客、论坛。早在2008年5月罗援已在多个平台开通了博客，上述《条令》颁布后，他的博客停止了更新。而此番重开博客并开了微博，则是为了及时澄清一个日本右翼团体散布的一个谣言，得到了上级特别批准。

　　罗援最开始是在网上发现，他的名字和照片与“轰炸东京”“把13万日本在华人员扣作人质”这些说法联系在一起，他即刻向上级讲明真实情况。虽然很快 就通过日本媒体驻京记者核实到，网传的这个图并不是日本正式媒体，而只是日本的一个右翼团体“幸福之科学”在街头散发的传单，不足为虑。但是，他也被提醒：现在微博是一种“秒杀”，你若不及时澄清，大家都传起来了，谎言就会变成事实。罗援说，他便因此被动地上了微博。

　　“我不是逃兵”

　　罗援曾相当自信地多次表达过：“我第一不贪，第二不腐，第三我上过战场，第四我不是‘裸官’，所以说话心里硬气。”然而在他开通微博后激起的“波澜”里，最激烈的质疑和指责莫过于他没有上过战场，而且是“逃兵”，以及他“红二代”的身份，顺带让他的亲属也被“人肉搜索”。

　　罗援说：”我一再解释，我上过战场，参加过抗美援老挝作战。我调入军事科学院的时间是1978年1月份，有调令为证。当时并无任何作战信息，同期调动的还有其他同志共5人，怎么叫‘逃兵’?至于说我的妻子子女在美国，更是无中生有，她们连美国国门都没有进去过。我的兄弟们现在也都在中国生活、工作。当然，有些人对于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表示不满，对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对我的善意批评我也是能够倾听的，真有欠妥之处自己也反思下次怎么说得更好。但是有些人有另外一种思维，就是偏要这么看，你再怎么解释也徒劳，所以不管谁说我什么话，我从来不正面辩论。”

　　“要是我光看见这么个标题这么一句话，我也得说你这人好战”

　　罗援没用“标题党”这个说法，不过他蒙受的某些误解还真要算是拜“标题”所赐。“这个标题现在还能在网上搜到，叫《罗援：中国今年有开战可能!》。我就问采访的记者，我说你看看你们采访的全文，我有没有说这句话?记者跟我解释，说我们原来的标题根本就不是这样，那是人家给我们改的。”此篇采访通篇是关于国防领域热点问题的理论性分析，跟“打仗”沾边的，是在“从最坏处着眼，做好应变准备”的小标题里，罗援谈到“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不能找到一个缓解危机的有效途径，这个危机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

　　“那要是我光看见这么个标题这么一句话，我也得说你这人好战。像这种，根本不是我说的，或者不是我原来的意思，断章取义，都给你算上了。”

　　最近，所谓“罗援坦言自己列入‘猎鹰计划’的名录”的传言，又激起了一轮挖苦，被有些人直接嘲讽为“有妄想症”。但是据他说，那本是一次讨论网络安全问题的内部研讨会，当时在会上还专门讲明不要被公开报道。结果不仅有了报道，而且在二次传播中，又演化出了《罗援：我已被列入猎鹰计划名单》这样“抓眼球”的标题。他说，更何况即便在会上说的也不是自己如何，“我也不愿意去辩论，第二天我就把会上我引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那篇文章发到我的博客上去了。”

　　无论如何，被动上微博而后经历了这一番意料之外的遭际，究竟是怎般滋味呢?“这个就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里的这句话吧。知道我的人，知道我的赤子之心，不知道我的人，就可以随便给我扣很多帽子。”他这样说。

　　“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

　　关于“防空识别区”

　　北青报：11月23日上午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晚你就写了博客，称赞：好样的!中国不信鬼不怕邪。文中解释了相关的基本概念，也有局势分析。注意到在这个话题上，其实在以前你和不同观点的学者曾有过争论。

　　罗援：日本在1969年就设立防空识别区了，最近处离我们中国只有130公里，还扬言要在他的识别圈内打警告弹，果真如此，那将对我们的飞行器、飞行员都构成了危害。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亮明我们的底线呢?你日本人可以设防空识别区，我为什么不可以设?此前，我们多名军方学者，包括我个人在内，也多次呼吁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我觉得设立防空识别区这本身是一个自卫的表现，把底线清晰化了，实际上是多了一个缓冲区，多了一个减震器。

　　不赞成的人，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军方学者挑衅日本人，刺激日本人。我就讲，日本右翼分子就是景阳冈的老虎，你斗它它吃人，你不斗它它也吃人。没有钓鱼岛问题，他还会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我们说一些强硬的观点，或者不说强硬的观点，对他来讲都无所谓，他铁了心要按照既定的这条路走下去。

　　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面，我们军方学者提出过很多建议。

　　作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我5年内一共提交了25个提案，我算了一下，大概已有三分之一被采纳了。比如，要在南海设立特别行政区——现在我们设了三沙市;提出要组建国家海岸警备队——我们现在设立了国家海警局;提出要尽快在钓鱼岛设立领海基线，这个也落实了;还有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东海要有我们自己的防空识别区等，这些都逐渐变成了现实。

　　当然，这些建议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许多专家学者和智库也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关于“鹰派”

　　北青报：另一个批评的观点就是，“鹰派”或说“强硬派”仍然持“冷战思维”。你怎么看?

　　罗援：如果说我们是鹰派，我们是理性的鹰派，比如刚才说到的，我曾经提交过的这几大提案，有哪一个是非理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说，强硬派和——叫什么呢——有人称之为“愤青”之间，区别在什么地方?

　　所谓的“愤青”基本是愤世嫉俗，发泄一些牢骚、不满，情绪化成分较重，当然成为“愤青”自然有各个方面的促成因素，也不能一味指责，这个不必详谈。但是理性的人，就要提一些建设性的建议，而且不是不能实现的空谈。我在提所有的建议之前，都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要看国外的、国内的相关的法律，要跟民众进行调查研究，要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议，这样才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而不是一时兴起的应景之作。

　　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位卑未敢忘忧国;“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武装的“武”，就是止戈为武……这些都是中华文化思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战略思维。我讲了很多话，你说我哪句话是主动要煽动战争的?没有，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和平。有些人不是说我是“鹰派”吗?我说我是长了鹰的眼睛和鹰的爪子，同时长了鸽子的头脑和鸽子的心脏。你是军人，你的职责就是要准备好打仗，否则各国都要保留军队干什么?如果总怕人家说“中国军事威胁论”就不敢谈军人练兵习武了，那么，解放军也不要叫“解放军”了，还不如改叫和平基金会得了。这怎么就是冷战思维?

　　而且，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某些国家还延续着冷战思维，一直把我们当做一个潜在对手，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完全去做一个东郭先生，行吗?我觉得这不行，你也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所以我一直都说：敢战方能言和，有备才能无患。这才是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

　　但是有些人他连这个也不认可，就认为你军队就不要再说打仗的事了，再说备战就是冷战思维。还有的人是泛和平主义思想，太平盛世，什么问题全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再用战争手段来解决，甚至可以“以土地换和平”。有些人认为，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已经过时，战争再也没有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了，你只要提打仗就是好战。我希望抱有这些思想的人，再重温一下二战史，从中会有所警悟。

　　 关于“红二代”

　　北青报：“红二代”也是被热议的一个话题，有人说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深受父辈的影响，而且具有天然的使命感。这个也是人们注意到的你的一个特点。你曾说过在性格等方面受父亲影响很深。从你的父亲履历来看，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时间似乎还算是比较短的，这是不是让你得以在军队里发展得一直比较顺利?

　　罗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红二代”的，“红二代”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如果说真有“红二代”的话，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泛红二代”，凡是拥护红色政权的人的后代，都是“红二代”，包括王进喜、时传祥这样老劳模的后代。

　　至于我的经历，你可能有一种误解，其实我父亲在“文革”中一直是受冲击的，但他因为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所以受到周总理的保护，他在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基本没中断，但在运动中还是受冲击的，运动初期就被打为“黑孔(原调查部部长孔原)集团黑干将”遭关押，后来又被康生打为“反革命集团”。四五运动的时候，我大哥大嫂都被抓进去了，我父亲身心受到重创，腹水8公斤，在北京医院报了病危。

　　一般一提起我父亲罗青长，大家都知道他是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或者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并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是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后来当了中央调查部的部长。父亲16岁参加红军，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到达陕北之后进入枣园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学习，随后进入中央社会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情报工作这个岗位。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工作不能中断，周总理一直在保护他。

　　我自己，则是有幸遇到了多位恩人。父亲在“文革”时受冲击，因此我当不了兵，还是我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刘忠将军冒着政治风险把我送到了云南。但不能暴露身份，我就当了半年不穿军装的生产兵，在生产点放牛。我遇到的第二个恩人就是我们的老军长董占林，他也不认得我是谁，就觉得这个兵还不错，把我调到军机关，当作战参谋。在部队里我比较好学，也经常给一些军事杂志写东西，遇到了第三个恩人，就是《军事学术》的编辑张晶，我们互相原本不认识，因投稿打交道多了，在军事科学院扩大的时候，他就推荐我调到了军科，这是1977年底的事，正式调动是1978年1月，而且同时调入军事院校的不光我一个，还有我的作训处长李凡等5人，网上有人说我是1978年底，在越战前夕调动的，完全是造谣。

　　在军科，我先是到了军史部，搞军史，特别是抗美援朝史的研究，后来又到了战略部，再后来又调到外军部，研究世界军事。在此期间，我得到李际均副院长的谆谆教诲，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这就是我简要的军旅生涯，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我庆幸的是我为祖国上过战场，没有枉当兵一场，更庆幸的是遇到这么多好领导、好战友一路陪我走来。

　　本版文/本报记者谭璐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