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苏联在失去中亚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权，21世纪的美国也从失去伊拉克继而从阿富汗撤军后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导权。老布什帮着欧洲打倒了苏联，在欧洲消除了将欧洲一分为二且有利于美国的雅尔塔体制。克林顿和小布什帮着西欧东扩拿到了东欧，基本恢复了欧洲在雅尔塔体制前压迫美国的巴黎和会确定的凡尔赛体制，目前欧洲为保住来之不易的欧盟对美采取的是软抵制政策，在乌克兰问题上“只谈恋爱不结婚”，消耗美国，等待时机摆脱美国控制。美国自里根、克林顿以来的欧洲政策真是蠢到家了，难道今后美国还要在亚洲再帮着日本恢复雅尔塔体制前的“大东亚共荣圈”?我们不能说美国的政治家有这个意图，但客观上却有这个可能。目前美国高层的国家战略似乎乱了阵脚。2010年美国的经济政治形势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前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战略操作水平却与尼克松时期判若泥云。

尼克松的战略目标是在亚洲尽量减少对手，集中力量实现美国的核心利益;反观今天美国战略家们是在不断增加对手的情况下来推行美国的利益。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可小布什在任期间却将战争打成战争的继续，对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将七个国家列为“邪恶轴心”，似乎要打遍天下无敌手。结果“反恐战争”从阿富汗开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动了。中亚更是越反越恐。后来希拉里•克林顿又高调来到东亚，以当年赖斯女士的咄咄气势挥师直逼曾数次造成亚洲政治翻转的“枢纽”即黄海海域。赖斯时期美国在中亚已打得——与反恐战争前相比较——对手林立，在这点上希拉里•克林顿比她的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赖斯“动真格”风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战事未开就惹得东北亚天怒人怨：俄国和中国的海军均在自己的领海举行了大规模的海上反制性军事演习;美韩在黄海的军事演习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国示好的朝鲜，朝鲜以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美国提出抗议，这使美国在相当的时期内失去了通过拉拢朝鲜复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历史性时机。

20世纪50至60年代美国以“反共”为幌子而发动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继而在21世纪头十年以“反恐”为幌子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美国在这些战争中的失败，说明美国没有独吞世界的能力。对美国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续的外交是与大国分享利益的外交，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战略哲学的精髓。尽管美国在离东北亚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军事基地，尽管从阿拉斯加出兵解决东北亚危机的有利条件并不亚于俄国，但两个罗斯福总统都面临过并回避了东北亚的挑战。前者将东北亚问题留给日本解决，后者则将出兵东北的活儿留给斯大林苏联。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国与苏联分享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忘记了罗斯福的思想精髓，为欧洲担当起战略“清道夫”的任务，冲在前面打倒了苏联。结果事与愿违，美国不仅没有回收苏联的雅尔塔遗产，反而被欧洲怂恿着进行更大的扩张并随后使欧洲大获其利。苏联解体迄今，美国日益被“领导世界”的重任压垮。当年紧随并怂恿美国冲到阿富汗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看到了美国的颓势，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我并不后悔作出参战的决定，之后我会给出理由。”。如果我们知道“二战”前的英国那段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所包含的英国人对美国人那刻骨铭心的仇恨。

2024年1月30日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英国准备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时间提前。自去年11月被任命为外交大臣以来，卡梅伦多次访问中东。他称，英国有责任设计巴勒斯坦国未来的样子，巴勒斯坦人必须看到两国方案取得“不可逆转的进展”。

在上述美国外交衰变的过程中，美国的学者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战略设计的要义在于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能力相匹配。美国所有的失败，都可归结于战略目标大于国家能力。20世纪50年代那位赫赫有名的战略问题专家凯南为他的国家设计出的“遏制战略”，是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完成的任务;不仅这样，当时美国背后还有麦卡锡用“反共”的鞭子赶着美国上凯南吆喝的征服世界的战车——这辆战车昨天叫“反共”，后来在小布什那叫“反恐”，其共性几乎是要与全世界为敌，结果是给美国带来几十年的灾难。当美国人碰得头破血流又不好意思后退时，美国出现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是对麦卡锡主义和凯南战略的“拨乱反正”，是美国人真智慧的表现。

基辛格后，布热津斯基又为美国外交开始画“大饼”，此后美国战略研究开始衰落。米尔斯海默是最差的一个，战略高手是知雄守其雌，常不离德，复归于婴儿。这个米尔斯海默尔知其雄、守其雄，与基辛格不同，他没有辩证法;基辛格知其白，守其黑，守天下式，复归于无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