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99%”：两版“美国梦”
王聪悦
9年前，在纽约下城的华尔街金融区，参加“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表示：“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99%的财富。我们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华盛顿的政客都在为这1%的人服务。”
最富有的人不仅坐拥巨额财富，还掌握着财富长效保值和快速增值的“通关密码”，这在美国并不稀奇。远有“咆哮的二十年代”，近有“占领华尔街”运动，眼下还有“不平等斗士”桑德斯高呼“痛恨百万、亿万富翁”，年轻的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断言“每个富豪都是一次政策失误”。
然而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少量巨富力压多数平民的“金字塔”结构，升级为高、低收入阶层均面临内部再分化，居于中产的“安逸阶层”加速萎缩的“双钻石”结构。更糟糕的是，特朗普政府主张的“市场福利制度”持续加剧劳资失衡和贫富悬殊，不平等早已不局限于物质报偿，而是放大为一种长期的、广泛的、能够自我维系的内生性社会秩序。
2011年10月11日，“占领华尔街”运动抗议者在纽约富人区游行示
1%与99%：两版“美国梦”
大萧条时期，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结合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族裔拼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巧妙结合的特点，首创“美国梦”一词，强调在这里英雄不问出处，任何人只要果敢、坚毅、勤奋、善于思考，都能平等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该信念鼓舞百姓熬过了人心惶惶的经济衰退期，更成为几代美国人凝聚共识、引以为傲的关键。
“美国梦”的“鸡血效应”至今仍让许多美国人坚信，自己只是暂处窘境的“预富阶层”。但随着1%和99%之间的落差蔓延至社会各个角落，甚至打造出天壤之别的“两个美国”，人们不得不自我解嘲：“之所以叫‘美国梦’，就是因为清醒的时候你不会相信它！”
精英与草根层面的两版“美国梦”，堪称1%与99%的最初版本。美国的基尼系数从1967年的0.397攀升至2019年的0.48，系50年来峰值。最贫困的20%人口的财富总额从2009年年初的3.8万亿美元，缩水至2019年年中的2.9万亿美元。2020年哈里斯在线民调显示，近25%的美国人没有应急存款，38%的人如果不去当铺或举债，连500美元现金都拿不出，意外损失、疾病、教育、住房均会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
当下这种差距非但无法缩小，还因种种原因损耗了“回弹能力”。
一是高收入区段内部再分化。进入美国收入前1%的“新门槛”已抬高到年收入高于50万美元。而早在2017年美国国家税务局的统计就显示，前0.001%的巨富阶层年收入门槛达到前0.1%的26倍，前1%的123倍，前10%的437倍。富人对财富蛋糕的激烈瓜分进一步压缩了中产和贫困人口的财富增长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起到激励作用的良性分层不复存在，由财产、权利和名望确定的社会地位体系越来越难以被撬动。
二是民众对美国社会流动性的悲观预期远高于现实，该趋势不单抑制了一些家庭给子女提供教育、职业投资的欲望，也固化了特权暴利的刻板印象，进一步削弱百姓对社会公平、制度进步的潜在信心。
白人与“非白人”的两版“美国梦”，则展示了美国非拉丁裔白人与其他族裔的种族财富鸿沟。2016年数据显示，黑人和拉丁裔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分别为1.76万美元和2.07万美元，而非拉丁裔白人家庭该数值高达14.36万美元。统计过程中，亚裔的财富中位数与本土白人最为接近，但鉴于亚裔群体内部贫富差距高于本土白人家庭，最富有者拥有财富量是最贫穷者的168倍（本土白人为121.3倍），因此生活优渥只是小概率事件，亚裔总体上同其他少数族裔一样，仍在99%之列。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尤为突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黑人的财富中位数接近白人的14%。10年后，尽管黑人的财富增长速度快于白人，但中位数仍不到白人的10%。这既可回溯到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市场歧视、抵押贷款歧视、税收优惠储蓄歧视等导致非洲裔美国人获得稳定工作职位、高工资和退休福利的机会很少，也与该群体在经济、政治等领域代表性严重不足，群体诉求缺乏有效传达和发泄渠道不无关联。
性别收入差距依然相当明显。尽管目前女性在全美劳动力梯队中确实占据“半边天”，但在高收入群体中依然占比很小。在收入前10%人口中，女性占27%；前1%中，女性只占不到17%；而在最富有的0.1%中，她们只占11%。《财富》500强公司中，女性CEO仅占5%，2016年的平均收入为1310万美元。而领取联邦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中，女性比例高达63%。粗略估算，美国女性收入在各行各业都低于男性。诸如幼教育儿、餐饮服务等女性主导行业在美国的工资梯队中长期处于低端。薪酬差距最大的是管理职位，2016年男性的平均薪酬为8.8万美元，而女性仅为5.5万美元。差距最小的是建筑业，但女性只占该行业工人的9%。
如果再将族裔维度叠加考量，则会发现最大的性别收入差距出现在本土白人和亚裔中，这并不意味着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在克服歧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只是因为这些群体男性的平均薪酬实在太低而已。
2019年12月18日，在纽约时报广场，一名打扮成“自由女神像”的街头表演者在雪中等待生意
邮政编码中的人生密码
自二战结束至今，普通民众对“美国梦”的典型设想几乎没变，不外乎经济安全、自购住房、家庭美满、良好教育、职业稳定、为下一代提供更多机会和回报、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等。然而当21世纪步入第二个十年后，他们沮丧地发现生活并不像《阿甘正传》里说的那样，“像一盒带来惊喜的巧克力”。相反，那个渴盼已久的“美国梦”正从各个侧面异化为“新瓶装旧酒”式的不平等。
美国的“中部塌陷”在经济文化落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双重压力下愈加显著。大体而言，60%的富裕州位于东海岸的中大西洋和东北部地区以及西部沿海地带，这与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定居沿海城市，而收入较低的家庭要么长期居住、要么被迫迁移到中部腹地或南部州有关。
据Bildzoom网站统计，搬到旧金山的人比搬离旧金山的人年平均多挣近1.3万美元；那些搬到底特律或匹兹堡等生活成本较低的内陆城市的人，年收入则最多要少5000美元，且需承担就业市场疲软、投资有限、生活资源不足等风险。与此同时，根据2018年的“美国社区调查”，不平等程度恶化的不仅包括财富高度集聚的沿海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还涉及位于中心地带的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和新墨西哥州。
鉴于阶层、种族分化形势日趋严峻，居民背景多元的“杂居”社区已成往事，美国的邮政编码如今也揭示着贫富差距的“社会基因”。邮政编码这看似简单的五位数，不单反映着家庭或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就业前景和收入水平，且随着阶层固化壁垒森严，连子女的“人生密码”也一并蕴含其中。
美国择校界的“大众点评网”Niche网站会定期公布最宜居的邮政编码、最佳公立学区邮政编码排名，一些组织还会评出监禁率、犯罪率、贫困率最高和最危险的邮政编码名单。前者通常汇聚了白人精英和中产，社区配套良好，熟人关系稳定优质，安全宜居。后者则多处于低收入者聚居的市内贫民区，毒品、斗殴、命案、黑帮暴力比比皆是，教育和就业似乎只是种种乱局的插曲。
为了给子女选择更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三迁”的故事在美国不时上演，一些境遇不佳的家庭甚至冒着“进局子”的风险，试图在孩子的入学申请中谎报对应优等社区的邮政编码和住址。哈佛大学“机遇地图册”项目显示，新生代富豪辈出的100个社区绝大多数位于东岸、北部地区和旧金山这些本就财富集中的地方，同时继续受穷的100个社区也没能脱离中部和南部的“贫困诅咒”。当居所能够决定未来时，美国毫无疑问已经陷入了贫穷“自动复制”的噩梦。
2015年12月19日，在旧金山格莱德教堂内，志愿者在整理圣诞礼物，准备派发给低收入家庭儿童
数字时代鸿沟更宽了
收入和财富的高度不平等也带来了巨大的数字鸿沟。作为互联网诞生地和人工智能领跑者，美国的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参差不齐。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报告显示，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家庭中，44%的成年人没有宽带。而2015年的数据表明，35%的低收入家庭的学龄子女接触不到网络。这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家庭作业表现，故而有学者把横亘于贫富阶层却广泛影响生活细枝末节的数字鸿沟戏称为“家庭作业断层”。
究其原因，一方面贫困州大多自然条件不佳、基建基础薄弱，另一方面依照资本的逻辑，因人口密度偏低、收入水平不高，大型网络供应商均担心在这些地方开展业务难以回本或“赚头”过低。即便联邦通信委员会启动了多个助力困难地区宽带普及的项目和拨款，但前期数字鸿沟给贫困人口带来的缺憾是很难快速弥补的。
随着技术革新和福利制度调整，全美人口总体健康水平有所改善，但健康不平等却始终未见好转。健康不平等表现在不同群体的寿命、慢性病患病率、能否接触到快捷优质的医疗服务、精神健康状况等多个层面。
2017年，16.1%的拉丁裔、10.6%的黑人、7.3%的亚裔没有购买医疗保险，本土白人该比例仅为5.9%。从慢性病防治来看，13.8%的黑人和10%的拉丁裔健康状况不佳，本土白人该比例为8.3%。而亚裔罹患肺结核这种“贫困病”的几率是本土白人的35倍。更糟糕的是，医疗领域潜规则的存在，使得本土白人在获得处方药、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方面具备隐形福利，进一步破坏了卫生公平“以边缘为中心”的核心原则。
实际上，美国的健康不平等存在于更为广泛的维度中，社会经济地位、年龄、地理位置、语言、性别、残障情况、公民身份、性别认同和性取向都是导致差异的关键变量。据统计，美国社会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事实是，最富有的男性比最贫穷的男性平均寿命长15年，女性长1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该矛盾，那些因贫脱保的黑人、拉丁裔、印第安人，还有本就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大型移民社区、残障人士、流浪者、监狱等均沦为重灾区。
2019年6月15日，人们在纽约举行的“爵士时代草坪派对”上跳舞
桑巴特“挽歌”到桑德斯“旋风”
20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桑巴特提出了经典命题“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并在其同名著作中将答案归结为四点：一是美国工人彼时被整合和融入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对其怀有善意；二是美国政府强大的公民整合能力达到了“民主消除激进”的效果；三是两党联手、配合无间，第三政党毫无置喙空间；四是工人处于“超级物质环境”，对资本的恐惧和愤怒已被其所提供的物质利好全然抚平。虽然贫富差距始终存在，但那个时候的美国贵在“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民有恒产故有恒心。纵使结果不平等，但机会的相对平等已然传递给民众奋斗的勇气和底气。
时至今日，随着美国本土制造业空心化，中下层蓝领很难重拾昔日的自信；政府精英与草根严重脱节导致公信力严重受损，无所不在的商业文化亦强调消费高于公民价值，民主制度的衰败之景使得种种激进主义思潮取代温和共识；两党极化程度前所未有，议题裁夺早已超越了服务公共利益的底线，陷入“逢你必反”的怪圈；以失业救济金、食品券、退休金、平价医保等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也在特朗普任内遭到有意无意的削弱。由此可见，桑巴特的经典剖析在现实震荡下，已化作一曲有关“美好旧时光”的挽歌。而个中激情被高呼用“民主社会主义”拯救美国的“桑德斯旋风”取代。
虽然竞选总统屡屡败北，但桑德斯的崛起却恰到好处地迎合了民众厌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渴望根本政治变革的愤懑。正因如此，2020年的总统大选，如何应对“1%与99%”是特朗普和拜登都无法规避的问题。只不过前者以1%的视角回望99%，各项政策难免带有向本土白人、工商业大资本和军工复合体侧倾的痕迹；而后者直面一个被疫情、失业、种族冲突、劳资矛盾同时撕裂的美国社会，难保不回到绝对“政治正确”引发的矫枉过正之中。
对于那些栖居美国各地的99%来说，就算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可能缺乏某些美德，但加在一起，却拥有所有美德与智慧，于情于理，未来都应该属于他们。（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