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承认：全世界仰慕的美利坚共和国，是如何建立在罪恶和不义之上

保罗·约翰逊 著 秦传安译

欧洲与大西洋彼岸的冒险

美利坚合众国的创立，是一切人类冒险中最大的一次冒险。没有哪个民族的历史像美国的故事这样富有教益——无论是对美国人自己，还是对其他民族。这个故事跨越了400年的时光，如今，在我们即将跨入新千年的时候，有必要重新讲讲这个故事了，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些经验教训，并在这个基础上构建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么，全人类都会在这个正逐步展现的新时代里受益。美国的历史提出了三个基本问题。首先，一个国家能否崛起于其出身的不义之上，并通过其道德目标和道德践履，来弥补这些不义呢？所有国家都诞生于战争、征服和罪恶，这些通常被遥远过去的朦胧模糊所掩盖。而美国，从最早的殖民地时期开始，就是在成文历史的明亮光焰中赢得了它的地契，这些地契上的斑斑污点，人人有目共睹，同声责难：对一个本土民族的剥夺，以及通过一个被奴役种族的血泪汗水，来获得自我的满足。在历史评判的天平上，这些严重的错误，必须通过建立一个致力于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来加以平衡。美国做到了这一点么？它赎偿了它的原罪么？第二个问题，提供了解开第一个问题的钥匙。在建国的过程中，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社会的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能否成功地与利欲和野心——没有这些，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建立——融合在一起呢？美国人是否完全实现了这样的融合呢？第三，美国人最初的目标是要建立一座超脱尘世的“山上的城”（译者注：语出《圣经》）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正在设计的是一个将成为全世界典范的、人民的共和国。他们所大胆主张的那些目标成功地实现了么？他们是否真的为全人类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榜样呢？在新的千年里，他们还会继续充当榜样么？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如今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那片殖民地，仅仅是一项更大事业的组成部分。这项事业，是整个欧洲大陆最优秀的人和最聪明的人所从事的工作。诚然，他们是贪婪的。正如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所言，人们越过大西洋主要是为了寻找黄金。但他们也是理想主义者。这些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认为他们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欧洲对他们来说，对他们的活力、他们的野心以及他们的梦想来说，实在太小了。在11、12和13世纪，他们去了东方，试图让圣地重新基督教化，同时还要在那里获得土地。他们的身上，混合了宗教狂热、个人野心——贪婪就更不消说了——以及对冒险的渴望，这些就是是美洲事业的原型，曾经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十字军战士前赴后继。

然而，在东方，基督教的扩张却因为穆斯林世界的强硬抵抗而受阻，最后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强大的尚武精神所挫败。那些在东方被弄得灰头土脸的年轻基督徒们，只好把他们野心勃勃的精神劲头耗在了国内：在法兰西，他们的精力被用来消灭异端，被用来攫取被没收的财产；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忙着重新征服自公元8世纪以来就一直被伊斯兰人所占领的领土，这个过程，直到1490年代，才随着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王国的毁灭，随着西班牙最后的摩尔人被赶走，或者被强制改变信仰，而最终完成。有一点并非巧合：也正是这十年（它标志着西欧作为一个基督教实体和统一体的同质化），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最早的成功努力，这些努力旨在把欧洲的势力——还有基督教——带入西半球。随着前一项任务的大功告成，后一项任务也就热火朝天地着手进行了。

驶向大西洋

葡萄牙人是一个特别擅长航海的民族，15世纪初叶，正是他们最早开始着手这项新的事业。141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摧毁了法国大军，而葡萄牙的冒险家们则拿下了非洲北部海岸的休达，把它变成了一个贸易中转站。随后，他们继续向西南方向推进，进入了大西洋，先后占领了马德拉、佛得角和亚速尔群岛，把它们全都变成了葡萄牙王国的殖民地。这些发现，让葡萄牙的冒险家们大受鼓舞：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虽说这一术语要到1494年才开始流行。这些早期殖民者相信，他们正在开创一种全新的文明：最早出生于马德拉的男孩和女孩，受洗时被取名为亚当和夏娃。但几乎立刻就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最终将笼罩整个大西洋。在欧洲本土，奴隶制实际上已被基督教社会的崛起所扑灭。1440年代，葡萄牙人从他们新近获得的岛屿出发，探索非洲海岸，重新发现了奴隶制是一种依然行之有效的商业制度。奴隶制始终在非洲存在，被当地的统治者大范围地推行着，常常有阿拉伯商人鼎力襄助。奴隶都是俘虏、外来者以及失去了部落身份的人；他们一旦成为奴隶，也就成了可交换的商品，实际上也是一种重要的货币形式。

葡萄牙人在15世纪中叶涉足奴隶贸易，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接管了这桩生意，并把它转变成了某种更非人、更可怕的东西，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中世纪的非洲，都要甘拜下风。马德拉的葡萄牙殖民地如今成了食糖产业的中心，很快就成了西欧食糖最大的供应商。1452年，马德拉建立了最早的糖厂，在这家工厂从事劳动的就是奴隶。这一最早的现金产业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葡萄牙人很快就把他们的甘蔗地铺遍了非洲海岸的比拉夫湾诸岛，毛里塔尼亚布朗角的一座小岛成了一个奴隶补给站。当奴隶贸易尚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每年就有几百个奴隶被运往里斯本。随着食糖产业的迅速扩张，奴隶就开始数以千计了：到1550年，仅圣多美一地就输入了大约50,000名非洲奴隶，这里同样也成了一个奴隶储运中心。这些有利可图的勾当，在葡萄牙王国政府的庇护下进行着，参与其中的，是鱼龙混杂的基督徒，他们来自欧洲各地——西班牙人、诺曼底人和佛兰芒人，还有葡萄牙人以及来自爱琴海和累范特的意大利人。他们精力旺盛，清一色的青年男性，跟任何一个他们能够找到的女人行苟且之事，有时候也娶她们做老婆。他们的混血后代——黑白混血儿，比纯种欧洲人更不容易染上黄热病和疟疾，因此人丁兴旺。无论是欧洲人，还是黑白混血儿，都没法生活在非洲海岸本土。但他们都在离西非海岸300英里之外的佛得角诸岛生息繁衍。佛得角的混血儿商业阶层被称为兰卡多人。他们既说克里奥尔语，也说本地方言，信奉带有异教风味的基督教，他们控制着欧洲的奴隶贸易的终端，就像阿拉伯人控制着非洲的奴隶贸易一样。

奴隶贸易与美洲殖民相伴而生

这种新型的奴隶贸易，很快就以其经营的规模和强度，以其联结非洲与阿拉伯的供应商、兰卡多的贸易商以及卖主之间的现金交易关系，而表现出了鲜明的特点。奴隶市场非常巨大。奴隶以男性占压倒性多数，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和采矿业。很少有人试图让他们接受文化的熏陶，他们被当作不同质量的身体单位，成了纯粹的商品。特别是在圣多美，这种近代奴隶制的模式开始成形。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把非洲的奴隶卖给西班牙人，后者则效法前者在马德拉的榜样，占领了加那利群岛，并开始也在那里种植甘蔗，开设糖厂。到了扩张和殖民化从这些岛屿蔓延过了大西洋的时候，这一奴隶制度也就按部就班地开始运转起来。

哥伦布在伊莎贝拉女王面前

在进入大西洋列岛的过程中，葡萄牙人发现了北大西洋形成其自身海洋气候流域的基本气象事实。有一些强大的洋流，沿着顺时针方向流动，尤其是在夏天。南大西洋的东北信风和北大西洋的西风带，为这些洋流推波助澜。于是，水手们便向着西南方向出发，沿东北方向返回欧洲。西班牙人正是利用这一气候体系，在加那利群岛登陆，并占领了这些岛屿。本土的古安切人，要么被运到西班牙本土当作奴隶出售，要么在他们的卡斯提尔征服者的强迫之下改变信仰，沦为农场劳工。正是得益于在加那利群岛利用北大西洋气候体系的经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在西半球发现了大陆。他的冒险，是美洲事业中国际主义的典型。他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城开始他的冒险活动，但他本人却来自热那亚，从国籍上讲，他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公民，当时，威尼斯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他横跨大西洋的远征，经费是由他本人以及塞维利亚城的另外一些热那亚商人提供的，并由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补足，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女王陛下的军队占领了格拉纳达，她因此大发了一笔横财。

西班牙人发现，在美洲建立殖民地殊非易事。哥伦布建立的第一座岛城（他把这座城市命名为伊莎贝拉）没有完成。然后，他的钱就用完了，王室把这事给接管了下来。第一次成功的殖民发生在1502年，当时，尼古拉斯·德·奥万多率领30艘船只，以及2,500多人，在圣多明戈登陆。这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殖民计划，西班牙人用上了他们在“复地运动”中所获得的经验，并以从西班牙本土的新卡斯提尔复制过来的网格型城镇为蓝本。反过来，新卡斯提尔的网格型城镇则是以中世纪法兰西的bastides（中世纪专为防御而建的法国乡镇）为蓝本，而这些法国乡镇则又源于罗马的殖民城镇，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期的希腊模式的改进版。一旦获得了一座滩头堡或海港，第一步行动就是为一位被称作adelantado（西班牙殖民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官员测量街道网格系统。除了要塞之外，最早修建起来的坚固建筑物就是教堂了。牧师们——尤其是来自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会的修士阶层——在殖民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早在1512年，新大陆就建立起了第一个主教辖区，9年之前，王国政府就在塞维利亚建立了租借署，作为整个跨大西洋计划的总部，相当可观的政府基金被注入了这场冒险。到1520年，至少有1万名说西班牙语的欧洲人生活在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奥拉岛，粮食种植稳定增长，与欧洲人之间的明确的贸易模式也建立起来了。

这一年之前，赫尔南多·科特兹突然袭击了墨西哥的古老文明，从而进入了美洲大陆。扩张迅速得令人吃惊，是人类历史上最快的，跟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比起来，在速度上不相上下，而在彻底性和持久性上则远过之。在某种意义上，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人的老帝国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新帝国，有点像罗马对希腊殖民地的吞并。不出几年的时间，西班牙人就推进到了墨西哥城以北1,000英里的地方，墨西哥城是一座巨大的网格型城市，是科特兹在阿兹特克人的古老都城特诺奇提特兰的废墟上修建起来的。

印加帝国遗址

欧洲人的这次入侵，给美洲的人口构成、动植物分布及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正如欧洲人容易感染黄热病一样，土著印第安人在天花的面前也毫无抵抗力，这种病是欧洲人带给他们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在美洲，我们不得而知。如今的墨西哥边境的北部，印第安人人口稀少，过着部落生活，在很多情况下依然处于狩猎、采集的阶段，忙于没完没了的部落战争，尽管有些部落在打猎之外还种植玉米，一年中有部分时间生活在乡村——他们总共约有100万人。在更南边，有一些远比他们先进得多的土著群落，以及两个伟大的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帝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在中南美，总人口大约有2,000万。不出几个十年，征服和疾病就让印第安人锐减至200万，甚至更少。因此，早在征服的初期，就需要大量的非洲奴隶提供劳力。除了天花之外，欧洲人还引入了许许多多深受欢迎的新奇玩意儿：小麦和大麦，以及让它们能够生长的犁；甘蔗和葡萄园；尤其是五花八门的家畜。除了狗、羊驼和美洲无峰驼之外，美洲印第安人不会驯养任何其他动物。欧洲人把家畜带到了这里，包括耕地的牛，以及马、骡、驴、绵羊、猪和家禽。几乎是从一开始，高品质的良马，以及一流的骡和驴，就在美洲得以成功饲养。西班牙人是唯一有经验骑马放牧大群牲畜的西欧人，这种大规模放牧成了新大陆的一个显著特征，在那里，大型牧场很快就开始提供家畜作为食物，提供数量庞大的骡马作为矿区的劳力。

在驱逐摩尔人的漫长斗争中心肠变得越来越硬的西班牙人，在对付印第安人的时候，手段残忍，毫不留情。但在着手殖民化那些辽阔地区的漫长征途上，他们又是那样百折不挠。追随他们的足迹进入新大陆的英国人，也注意到了西班牙人身上的这两个典型特征。伊丽莎白时期的一位评论者约翰·胡克把西班牙人视为道德上的劣等人，“因为他们集所有的残酷暴虐于一身……他们征服了一个赤身裸体、逆来顺受的民族，从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寻求的只是利益，而不是任何宗教或公共福利的创建，他们施行最残酷的暴政，惨无人道地把土著民烧烤至死，正像他们自己所撰写的历史中所展现的那样。”同时，这个英国人又赞佩“西班牙人的勤奋刻苦、吃苦耐劳，他们超负荷地给这么多的船只装载货物，连续不断地为他们进一步的努力和行动提供着补给，以及他们在完成那些有质量、有难度的事情上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最后，是他们坚持不懈的殖民决心。”

随着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定居，不可避免的是，葡萄牙人也竞相效尤。容易遭受西班牙入侵的葡萄牙，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它与这位块头更大的邻居之间的、建立在严格法律基础之上的海外关系。早在147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之间就签署过一份协定，以调整它们各自在欧洲海域之外的贸易范围。经商议，教皇画了一条想象中的经线，在亚述尔群岛延伸100里格（译者注：长度单位，相当于3英里）：西边是西班牙的，东边是葡萄牙的。1494年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使得这一裁决在这两个强国之间成为永久性的裁定，该条约在佛得角西边画了一条长达370里格的分界线。条约把南美的一大块切给了葡萄牙人，包括现代巴西的大部分。他们至少自1500年起就知道了这片海岸，当时，一支葡萄牙舰队在驶向印度洋的半路上，为了避开逆风而奋力驶向大西洋，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一片大陆突然出现在条约线的东边，而且显然不是非洲。但他们的资源被严格局限于探测非洲，并取道亚洲和东印度群岛（他们已经在这些地方开设了驿站），不可能投入到美洲。他们在巴西的第一块殖民地，直到1532年才得以建立，是按照他们在大西洋岛屿属地的模式建立的，王国政府任命“首领”，是他们投资于那些被称为donatorio（赐地）的政府赠予土地。这第一波殖民浪潮，大多数都失败了，直到葡萄牙人把基于奴隶制的甘蔗种植体系从佛得角和比夫拉群岛传到了巴西的一个被他们称作伯南布哥的地区，利润才开始被创造出来，殖民者们才得以扎稳脚跟。在巴西，真正的大规模发展，是在1549年才开始的，当时，王国政府投入血本，派出了1,000余名殖民者，并任命马丁·阿方索·德·索萨为总督，他拥有广泛的权力。打那以后，前进的脚步迅速加快，而且不可逆转，大规模的食糖产业越过了大西洋，在16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巴西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输入中心，并继续保持着这一地位。300余年的时间里，巴西吸收的非洲奴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那里实际上成了美洲黑人的天下。整个16世纪，葡萄牙人一直是大西洋奴隶贸易实际上的垄断者。到1600年，将近有300,000名奴隶经海路被运往各殖民地——25,000名运到马德拉，50,000名运到欧洲，75,000名运到圣多美角，其余的都被运到美洲。事实上，到这一时期，有五分之四的奴隶前往新大陆。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套由葡萄牙人组织、由西班牙人赞助、旨在为他们的矿山和甘蔗园提供劳力的殖民奴隶体系，已经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并稳定地扩大着。很久以前，其他欧洲强国就已经在新大陆获得了立脚点。但西班牙人从美洲的银矿开采中、以及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食糖贸易中所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却吸引了全欧洲的冒险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小心翼翼地尊重彼此的利益范围，当两国政府于1580年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联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关系至少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而其他国家则没有这样的约束捆住手脚。对于教皇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间对大西洋战利品所作的分配，任何能够遵守这种分配的机会，都被1520年代和1530年代的宗教改革给摧毁殆尽，在此期间，西北欧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拒绝效忠罗马。新教，在大西洋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商业团体及港口城市，在伦敦（当时已经是欧洲最大的商业城市），在英格兰西南部的以航海为业的人们当中，都得到了特别的支持。1561年，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枢密顾问威廉·塞西尔爵士对大西洋的国际法进行了一次调查，他毫不含糊地告诉西班牙大使，教皇没有权力做出那样的裁决。不管怎么说，长期以来就存在一项传统，一直被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所坚守，他们不承认天主教所主张的原则：和平与战争的常规准则，被孤悬于一条从大西洋中间横穿而过的子虚乌有的分界线之外。这条分界线甚至比教皇最初的裁定更加含糊不清，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哪里。但是，“越过那条线就没有和平”的理论（实际上是惯例），却是16世纪的一条生活常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是，几乎从它的开端起，新大陆就被广泛地视为并不适用法律规则的半球，在那里，人们所能指望的，就是暴力了。

圣劳伦斯河

从16世纪最早的那些年起，布列塔尼、诺曼底和法兰西（来自拉罗谢尔）的渔民们，就一直在纽芬兰岛外大濑的那些高产渔场里作业了。在他们丰富的捕捞量以及关于陆地如何富庶的传闻的鼓励之下，他们走得更远。1534年，来自圣马罗的法国航海家雅克·卡地亚上溯到了圣劳伦斯河，在被他称为斯塔达科纳（魁北克）的地方过冬，并一直深入到了荷卡拉加（蒙特利尔）。1541年，他再次回到了这里，寻找“萨格奈的王国”。

相传那里盛产黄金和钻石。但所谓的黄金，结果却是黄铁矿，而钻石则只不过是石英结晶而已，他的远征无功而返。正当宗教战争开始把欧洲撕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伟大的法国新教领袖、海军将领加斯帕尔·德·科利尼，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殖民化位于今天的里约热内卢巨大海港的一座岛屿。此事发生在1555年，第二年，300名援军被派去跟他们会师，其中有许多人是让·加尔文本人亲自挑选的。但此次远征并不成功，1560年，葡萄牙人认识到殖民地的弱小，便发动袭击，吊死了当地的所有居民。1562年和1564年，法国人也在北佛罗里达的卡罗琳要塞以及萨凡纳河附近的查尔斯要塞先后建立了殖民地。然而，西班牙人正密切注视着入侵者，尤其是新教徒，西班牙伟大的探险家赫尔南多·德·索托在1539～1542年间已经勘探了整个地区。1656年，他们大举进攻卡罗琳要塞，对整个殖民地实施了大屠杀。次年，他们在查尔斯要塞也如法炮制，在圣奥古斯丁和圣凯瑟琳岛建起了自己的要塞。6年之后，即1572年，法国的天主教斗士们上演了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科利尼将军在这场屠杀中不幸遇害，法国人横跨大西洋扩张的第一阶段就此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