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高失业率问题引发的冲突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失业率连续43个月超过8%，企业投资意愿下滑，国债总额猛增，至2012年国债总额比4年前增加了50%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经济危机面前，尽管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经济仍然保持了高增长态势。于是一些美国的媒体及政界人士纷纷将矛头指向中国，一方面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另一方面擎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在此背景下，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美国发起了针对中国产品的一系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采取严格的措施限制中国向美国出口如电视、汽车轮胎、无缝钢管、光伏产品等商品。2012年1月24日，奥巴马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对华贸易政策表态更趋强硬，表示美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重振美国制造业。同时《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发文指责苹果公司把产品制造放到中国，致使美国人失去就业岗位。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候选人同时大打“中国牌”，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廉价的人民币剥夺了美国的就业机会等等，试图通过攻击中国来转移视线与转嫁责任。
中国人真的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吗?先看一组简单的数据分析。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美国1981年-2011年的失业率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0年-2007年，美国各年度的失业率虽然有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并不剧烈;而在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美国失业率便由上年的4.6%升至5.8%，2009年达到9.3%，几乎是2007年的2倍。另外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659.8亿美元，下降10.2%，美方贸易逆差2268.3亿美元，下降15.4%。即2008年后美国的失业率虽然急剧上升，但中美双方的贸易额及美方贸易逆差却大幅下降，二者的变化方向相反。由此表明，2008年后美国急剧上升的失业率主要来自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美贸易逆差或中国因素。
相关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夏先良的研究指出，国际产业分工决定国际就业结构和国际贸易，贸易盈余未必能创造就业，贸易赤字也不会损毁任何人的工作机会，中美贸易失衡没有给美国就业造成不利影响，不是造成美国失业的直接因素。黄桂田与谢超的研究指出，美国应多从自身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上寻找失业率上升和居高不下的原因，美国产业结构是其失业率问题的主要成因之一。我们认为，失业率问题是一个多因素的非线性问题，这些研究考虑的影响因素未必全面，但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问题的成因。所谓“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不符合事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今天高失业率的根源不在于中国因素，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复杂原因，或者说美国经济自身“病”得很严重。
二、基础因素：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负效应
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学思潮，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体系，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与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主张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与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与政策方面主张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美国政府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通过“里根的全球大循环”实现对外掠夺之外，也给自身的经济发展埋下了诸多的隐患，这是决定美国经济现状的基础性因素。
1.美国政府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表现
新自由主义一系列的政策主张不仅在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得到实施，而且得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参与和推动。借助美国的霸权和实力，在20多年的时间里，传播到几乎整个地球，被许多政府表述为不同的经济政策，并在不同的层次上以不同的色彩得到贯彻执行，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范式。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这是决定美国经济现状的基础性因素。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得以从非主流地位上升至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主要是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改革方案(后被称为“里根经济学”)。但当时美国经济能够走出滞胀并进入增长的轨道，靠的不是这种改革方案，而是掠夺全球资源的“里根的全球大循环”。老布什政府(1989年-1992年)在里根政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升华，是美国试图以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规范世界秩序，实现全球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这种政策导致美国经济低迷与全球经济震荡。20世纪90年代初民主党克林顿政府(1993年-2000年)上台后，采取“先经济后军事”的政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在前任政策的基础上采纳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从而开创了美国历史上的所谓“新经济”时代。共和党小布什政府(2001年-2008年)上台后，回归到里根和老布什的政策，在全球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美国经济形势震荡下行。至2009年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上台时，美国经济已陷入大衰退之中。
2.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总体危害性
由于美国各届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力度不一，从而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的影响存在一些差异。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GDP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与CPI数据，可以看出：(1)美国各届政府的失业率数据存在明显的分水岭，里根政府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失业率为下降态势，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失业率为上升态势，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失业率为波动态势;(2)在平均失业率、平均CPI上涨率方面，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老布什政府<里根政府;(3)在平均GDP增长率方面，克林顿政府>里根政府>老布什政府>小布什政府时期;(4)1981年-2008年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而劳动力就业总量在持续增长。以上说明，在新自由主义影响相对弱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济状况最好，新自由主义影响较强的布什父子执政时期的经济状况比较糟糕。这种对比表明，推行新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负效应。
不可否认，就对外掠夺而言，新自由主义对推动美国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新自由主义有着巨大的危害性。即使是被誉为“新经济”的克林顿时代，实际上也不是美国经济史上的最好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实践结果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不是其宣扬者所说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程恩富认为，导致当前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就是新自由主义;而在那些接受新自由主义开出药方的发展中国家如一些拉美与东欧国家，其后果则更加严重。
三、内在原因：产业空心化与虚拟经济泡沫化
美国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加剧了产业资本的流动，从而引起了产业空心化与虚拟经济泡沫化，这构成了美国高失业率问题的内在原因。
1.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产业空心化与虚拟经济泡沫化
产业空心化是指以制造业为中心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大量地、迅速地从一国(或地区)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使物质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国内(或地区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等)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扩张及资本投机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利润的驱使下，产业资本快速地从低端制造业流向高端制造业、从国内流向国外、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资本流动在取得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导致了本国产业的空心化与虚拟经济的泡沫化。这种资本流动具体表现为如下的三种现象。
其一，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传统产业部门的改造，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并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由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相同产出所需要的工作小时数大幅降低，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与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力也就大幅减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使劳动力密集型与资金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的收益率不断下降，产业资本逐渐从制造业的低端环节(如生产制造)转向收益率更高的高端环节(如研发与营销)，低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降低。
其二，生产制造从国内转向国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寻求更廉价的原材料与劳动力，以及更方便地打入国外市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生产布局，在国外设立合资、独资公司从事生产，或者直接将生产外包给外国公司，以增强其国际竞争优势。例如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在国外投资设厂、苹果公司将苹果产品的组装外包给富士康公司。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982年-2011年间美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从2077.52亿美元持续增长到41555.51亿美元，1997年-2007年间美国跨国公司所有非银行国外分支机构的总资产从34160.71亿美元持续增长到144494.84亿美元。美国的跨国公司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居全球之首，为美国赚回了丰厚的利润。这种生产转移是全球化背景下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优化的结果，但它在无形中导致了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
其三，虚拟经济挤压实体经济。由于虚拟经济的收益率远高于实体经济的收益率，资本的逐利性与贪婪性使得虚拟经济不断挤压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流向虚拟经济部门，导致虚拟经济部门资本急剧膨胀，实体经济日趋衰落和“空心化”。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和支配力量。
让我们来看看虚拟经济在美国的疯狂表现。2010年，虚拟经济和服务业的产值占比从1950年的11%上升为88%;金融、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占到总利润的70%。金融衍生品总量1998年为72万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672万亿美元，10年中增长了9倍，而经济总量只增长了不到1倍。由于虚拟经济疯狂发展，实体经济严重下降，美国制造业的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60年的29.7%，一路下滑至2007年的不到12%。美国原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物质生产国，能源、钢铁、汽车等都居世界首位，但这些产业都逐步衰落了。煤矿矿井减少了1/3，石油产量下降了1/3，钢产量降低到不足中国的1/6，制造业不断“空心化”。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实体经济，从事虚拟资本经营。
2.产业空心化与虚拟经济泡沫化的破坏性
产业空心化必然引起结构性的失业，但是产业空心化与虚拟经济泡沫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总体就业机会的减少，因为新出现的虚拟经济部门也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劳动力向虚拟经济部门进行了转移。实际上，在金融危机前的近30年内，美国经济提供的总就业量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所以此前美国的就业矛盾并不是太突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点。我们从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提取了美国制造业1987年-2011年的工作小时数与就业数，该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1987年-2009年的工作小时数与就业数两者基本为下降态势，由于该期间的美国总就业数是保持增长的，这表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在不断上涨，也就说明了劳动力在向包括虚拟经济部门在内的非制造业部门转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必须在国民经济中保持适度的比例才能维护经济的稳定，因为虚拟经济是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上，有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有虚拟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虚拟化与空心化必然造成经济泡沫，而经济泡沫一旦破裂就会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由它引发的经济危机会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同时产生巨大冲击，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萎缩，从而两经济部门的失业人数都会急剧上升，2008年-2009年美国制造业就业数大幅度减少。对这种关联性，斯蒂格利茨指出：“经济危机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出现在住宅地产危机，接踵而至的是商业地产危机。由于居民看到他们的房产价值严重缩水(如果他们拥有股票，股票价值也同样减少)，他们借钱的能力与意愿就会消失，这又导致需求下降。这也会导致库存的周期变化，当信用市场萎缩、需求下降时，公司就会尽快降低库存，这又将导致美国制造业的崩溃。”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因为实体经济部门已经空心化并萎缩，无法在短期内扩大接纳劳动力的能力，所以可以预料美国的高失业率在短期内难以下降。
四、外在原因：全球化竞争条件下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
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各国产品及服务的生产与销售都是全球化的，进行着全球化的竞争。在低端产业方面美国面临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冲击，在高端产业方面美国面临着其他发达经济体相同优势产业的更激烈的冲击。两类冲击造成了美国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从而制约了其国内的劳动力就业。这构成了美国高失业率问题的外在原因。
1.新兴经济体崛起带来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凭借自身的比较优势把握住了发展机会，产业竞争力快速提升，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竞争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从发达经济体转移到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结构性影响。”据联合国数据库的有关资料显示，1960年-2010年亚洲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2.3%上升到25.8%，2009年和2010年亚洲经济总量先后超过美国和欧盟，跃居世界第一。新兴经济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就意味着发达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相对下降，那么后者的产品与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就会相应改变，继而影响到其国内的产业规模与就业情况，即产业规模被压缩或其扩张受阻，致使该产业部门的失业率提高。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表现最为突出。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尽管这种高速发展伴随着较多的隐患)。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报告，2008年我国步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在该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1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世界第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官方网站公布的各年度全球竞争力指数排行榜，我们列举了发达国家美国、德国、日本、英国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在2005年-2011年的排名情况。美国从2008年到2011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一直在下降，而中国的排名一直在上升，领跑“金砖”国家。在构成全球竞争力的12个支柱中，中国的优势支柱是市场规模、宏观经济环境、健康和初等教育、劳动力市场效率，美国的弱势支柱是宏观经济环境、制度、产品市场效率。虽然两国的综合指数仍相差较大，但是差距日益缩小。
在最新的德勤(Deloitte)与美国竞争力委员会的“2013年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中国以10分位居第一，德国以7.98分位居第二，美国第三，印度第四，韩国第五。这项研究创始于2010年，调查逾550名资深制造业企业领导人的看法，然后评比38个国家在来年与未来5年内的排名。该报告指出，高素质的人力将会是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指标，其次则是国家的经济、贸易、金融与税务制度，再次为劳动力与原料的成本。由于美国多年来存在着产业空心化现象，其国内的劳动力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产业工人比重偏低。1987年-2008年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就业数在不断减少，制造业就业数占劳动力就业总数的比重也在持续下降，这反映出美国的产业工人数量一直在减少。同时，由于美国的经济水平高、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劳动力工作时间短，其劳动力成本高昂，产业工人缺少吃苦耐劳的品质。所以，尽管美国政坛及舆论要求苹果公司将其产品生产搬回本国，而苹果公司依然不为所动。因为在苹果高管们看来，对大多数苹果产品而言，“美国制造”不再是行之有效的选择。这并不全是因为国外劳动力更加低廉，而是因为海外工厂的巨大规模，以及工人的刻苦程度及工业技能均超过美国本土工厂和工人的水平。
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从当前大的国际产业分工来看，新兴经济体国家大多按照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布局整个产业，主要居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具有低端产业方面的优势。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初期，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应的比较利益，实现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维持。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会逐渐消退，当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
2.来自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冲击
实际上，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不仅来自新兴经济体，更来源于日本、德国、法国、韩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与美国相似，在汽车、装备制造、飞机、电子等领域有较强竞争力，在一些领域甚至使美国失去了优势。以汽车产业为例，长期以来，美国、日本和德国就是主导全世界汽车行业的三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三者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从20世纪50年代到最近，美国除了在20世纪70-90年代被日本超越外，其产量一直都名列全世界第一;日本汽车工业发展相对德国和美国晚，但是发展极为迅速，其产量1967年超越德国，70年代末则超越美国，随后与美国在汽车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德国虽然是汽车的发源地，但发展相对缓慢而平稳，从1967年被日本超越后，其产量一直稳居世界第三。显然，这种高端产业竞争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压力远远大于低端产业的竞争，因为美国重视的是高端产业的发展，低端产业的没落甚至是其有意而为之。
另外，虽然目前美国的制造业地位有所下降，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制造强国，总体上仍引领世界制造业的发展。
3.对中国的攻击言行更多地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
国际上将中国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为“中国模式”，尽管这种说法还存在争议。中国模式完全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模式，程恩富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是经济发展的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考虑到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即公有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又可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由于中国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因而受到世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选项，它在发展模式与意识形态两方面对美国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从而引发了美国政界的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