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9月12日，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波兰——团结工会顾问、天主教知识分子马佐维茨基受命组阁成功，将在这一天向议会发表施政报告。
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由政治反对派来组建政府，这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这件事像一声惊雷，不仅在东欧，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天我匆匆吃过早饭后，就驱车前往议会大厦。抵达时距开会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我在使团旁听席入坐后，瑞典大使低声对我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波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作为波兰的邻国，我对波兰的事态发展当然特别关心。你们同波兰属于一个社会制度，你对今天波兰发生的事怎么看?”
我说：“自然，对于波兰会出现的情况我们都很关心，但是最重要的是波兰人民自己的意愿。”
这时，孟加拉大使问：“团结工会为什么能上台?共产党为什么放弃了执政地位?你在波兰的时间很长，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你也知道，恐怕只能期待将来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来作结论。”我的话音未落，大厅里已经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马佐维茨基走上了讲台。
1989年9月，马佐维耶茨基在众议院会议上宣布新政府成立时打出胜利的手势。
马佐维茨基以前是个老报人。花白的头发，清癯而已显苍老的面容，修长而有点佝偻的身材，温文儒雅的举止，使他看起来同一般的团结工会活动家有所不同。他显得有些疲惫，在讲话的过程中一度因体力不支被迫休息了十多分钟。
当他重返讲台的时候，自我调侃地说：“现在我最关心的问题是波兰的经济，但愿它也像我现在这样，经过短暂的虚脱之后，很快重新站立起来。”这句话既强调了经济问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又给自己打了个漂亮的圆场。
在将近两个钟头的讲话中，马佐维茨基尽管语调平和、措辞谨慎，回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词汇，也采用了一些照顾波兰现实的提法，但是他的立场是明确的，他毫不隐晦地表明了他的政府将彻底改革现行根本社会体制，用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来处理波兰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规划波兰的前途。
我的初步结论是：马佐维茨基政府的建立，只是波兰政治制度和根本社会经济制度转换的开始，更加剧烈的变化还在后头。波兰的变化将对整个东欧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
马佐维茨基的改革
果不其然，此后波兰政治社会制度转换不断加速。在这些日子里，我和使馆各级外交官都在关注媒体的报道，参加各种外交、社会活动，多方进行对外接触交谈，内部也时常开会进行分析研究，尽力掌握波兰形势发展的脉搏。以下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实：
雅鲁泽尔斯基
马佐维茨基政府成立时，波兰的政治体制里还保留前政权的一些特征，国名、国徽、国庆日均未改变，宪法和原有的法律体系也原封未动。国家最高领导人——实权很大的总统是雅鲁泽尔斯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当选总统后卸任，由原总理拉科夫斯基接任)。
在马佐维茨基内阁24人中，除12名团结工会人士外，有波兰统一工人党成员4名(包括关键性的强力部门内务部和国防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盟党——波兰统一农民党和波兰民主党的成员7人。
波兰第三共和国以红底戴王冠的白鹰为波兰的国徽，历史上这个国徽也曾使用过，这次更像是给它恢复了。
马佐维茨基政府上台后，首先着手改变宪法、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1989年底，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国徽的白鹰也重新戴上了王冠(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兰国徽)，把国庆日7月22日(1944年以波兰工人党为主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7月宣言的日子)改为5月3日(波兰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颁布的日子)。
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同苏联特殊关系的条文均被删去。
1990年5月，议会通过《政党法》规定各个政党不得在工厂企业、国家机关、部队和警察机构中从事组织活动，军队和内务部实行非政治化，取消其中的政治工作部门，实行司法独立。
1990年4月份举行地方选举，原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的地方官员统统被改选掉。1990年7月份政府改组，波兰统一工人党被排除在内阁之外。这样，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权力，除已被架空的总统外，已完全落入团结工会手中。
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媒体和学术界大张旗鼓地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思想理论和人物，全面修改教科书，开设宗教课。同时，不遗余力地消除各个方面的“共产主义痕迹”，凡是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街道、工厂的名称一律更改，许多纪念碑被推翻。我们使馆附近的捷尔任斯基广场被改名，在我馆后面的诺沃特科(波兰共产党第一任领导人)半身像被搬走。
捷尔任斯基广场被改名为“卢比扬卡广场”，捷尔任斯基雕像也被推倒。
在经济方面，马佐维茨基在上任后第二个月就提出了彻底改革波兰经济制度的纲领。这个纲领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协助下，由团结工会的经济学家、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持制订的，所以又称“巴尔采罗维奇计划”。计划主张打破原有的经济体制，建立“接近于高度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休克疗法”在东欧的第一版。这个计划的风险很大，连巴尔采罗维奇自己也称之为“高台跳水”。
根据这个计划，波政府废除了计划制度，大幅度放开物价、减少补贴，实行波币自由兑换;限制工资和收入的增长，以平衡供求关系，为市场化创造条件;同时要求尽快完成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总体立法，为最终全面私有化奠定法律基础。
这个计划的执行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抑制通货膨胀、维持市场平衡、稳定波币汇价、保持外贸顺差等，但也付出了经济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等沉重代价。
各政治派系的沉浮
需要指出的是，马佐维茨基政府在议会所提出的有关法案都在议会顺利通过。波兰统一工人党议员和波兰左派议员团没有积极抵制，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也采取了“不干预政府工作”的态度，没有行使否决权。为什么呢?因为这时波兰统一工人党已陷入组织上极度涣散、思想上严重混乱的状态。
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停止活动”(即解散)，同时成立了新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克瓦希涅夫斯基任主席，米莱尔任总书记(均为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还有一部分党员另立山头，建立了亲团结工会的波兰社会民主联盟。
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原有人数为200多万，而新成立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只有6万。波兰民主联盟人数更少，不久后就自我消失了。
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1954年11月15日生于比亚沃加德，1978年毕业于格但斯克大学运输经济学系，1977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1995年-2005年担任波兰总统。
在新党成立后，我去会见了它的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他曾经当过拉科夫斯基政府的体育部长，当时是最年轻的部长。他在空荡荡的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大厦里接待我。他向我说明，这是他最后一次使用这个地方，几天之后，新党中央将搬到另一处去，那里当然要比这里小得多。
他在介绍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时说：“迄今为止，波兰社会主义建设方式没有经受住考验，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丧失取得社会信任的能力。新党不否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成就，并将继承它和波兰左翼一切好的传统，但是新党已经过脱胎换骨的变化，将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和争取议会大选的胜利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把建设议会民主的、法制的、自治的波兰，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以后他改称为‘人道的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
虽然马佐维茨基政府在转轨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瓦文萨对此并不满意，在“加速改革”“清除旧体制残余”的口号下，对马佐维茨基政府发动了“上层战争”。团结工会分裂成瓦文萨派和马佐维茨基派。
雅鲁泽尔斯基与瓦文萨
其实，瓦文萨同马佐维茨基之间并不存在纲领性的分歧，瓦文萨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一方面打击马佐维茨基，巩固自己在团结工会中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向共产党人的最后堡垒——1989年7月才当选总统的雅鲁泽尔斯基发动“逼宫”，要求提前进行总统选举。
1990年12月，瓦文萨在全民普选中击败对手马佐维茨基和以“平民主义”为号召而异军突起的波侨百万富翁蒂明斯基，当选为总统。
马佐维茨基总统竞选失败后，辞去了总理职务，另组政党性质的“民主同盟”，继续同瓦文萨派对抗。
至此，波兰政治上的改制事实上已经完成，经济方面的转轨也在高速推进，波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是1987年7月到波兰赴任的，那时局势比较稳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地位看起来也还巩固。然而两年多以后，竟然完全换了一番天地。每当我经过华沙市中心，看到曾被称为华沙“白宫”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大厦，红旗早已悄然降落，“白宫”已成为一个商业机构，心里总是泛起一种恍若隔世的感慨。
值得一提的是，电工出身的总统瓦文萨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讲话语法漏洞很多，常成为反对他的人的笑柄。
拉科夫斯基对他有过一段评论：“瓦文萨是有号召力的，善于随机应变，能耍手腕，但缺乏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他没有完整的政治见解和长远的目光，知识的贫乏使他常被顾问们所左右，不久之后他可能被别人取代。”
瓦文萨在演讲
果然，1995年，瓦文萨竞选连任总统时，就被波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瓦希涅夫斯基击败，2000年再次败给克瓦希涅夫斯基。此后，他头上的光环早已褪色，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波兰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他所创立的团结工会也已分裂成好几个相互激烈争斗的政党，团结工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不复存在。
早年的团结工会
波兰政权易手看似平稳，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作为波兰剧变的主要推动力量——团结工会同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的斗争是异常尖锐复杂的，其过程可谓波澜起伏、惊心动魄。这段时间，我先后在外交部苏欧司和驻波兰使馆工作，经历了这场斗争的全过程。
团结工会诞生于1980年的波兰大工潮中。70年代末期，由于波兰当局的错误政策，经济状况迅速恶化。
1980年8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政府大幅提高物价。3个月后，享有自治地位的工会组织团结工会登记注册，罢工领袖瓦文萨当选主席。
1980年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相涨价的办法，提高商品价格，特别是肉类等食品的价格。7月，卢布林等地发生了罢工，并波及华沙等主要城市。8月14日，波兰当时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举行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选举曾参加1970年工潮被解雇的电工、地下“自由工会”的组织者瓦文萨为主席。
大罢工
罢工很快在格但斯克、格丁尼亚、斯切青等港口城市蔓延。16日，格但斯克数十个工厂在列宁造船厂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2天后，156个工厂加入了该委员会。同日，斯切青也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此后，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席卷全国。除了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外，还出现了建立独立的自由工会和恢复波兰独立等政治要求。
罢工工人受到广大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教会也积极参与其中，为团结工会出谋划策。
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
9月17日，拥有300多万人的团结工会宣告成立。瓦文萨从众多的罢工领导人中脱颖而出，当选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一批主张西方民主、多年来一直反对当局政策的知识分子以及天主教知识分子聚集在瓦文萨身边，成为他的顾问。团结工会由罢工工人的组织逐步演变为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
为了稳定局势，波兰统一工人党更换了领导人，作了一系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同团结工会达成了停止罢工的协议。1980年11月19日，团结工会得到当局的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工会宣告解散。
但是，团结工会同当局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团结工会不断提出新要求，以罢工作武器，对当局施加压力。社会对团结工会的声援高涨，与当局的冲突不断发生。
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内部在如何应对这样严重的局面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动荡的政局造成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生活困难，社会秩序混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多次批评波兰领导人对反对派过于软弱，甚至示意不惜像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动用武力。
战时状态的实施
在团结工会步步紧逼、经济濒临崩溃、社会矛盾加剧、外国武装干预迫在眉睫的形势下，雅鲁泽尔斯基1981年12月13日宣布实施“战时状态”：实行宵禁，切断全国通讯联络，禁止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禁止工会和其他组织活动，对部分单位和企业实行军管，对瓦文萨等3000余人实行隔离。
1981年12月13日，雅鲁泽尔斯基自任军事救国委员会主席，向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宣布实施军管。
我们在向国内报告这件事的时候，如何翻译“战时状态”这个名词颇费斟酌。按原文直译，应该是“战争状态”(stan wojenny)或“临战状态”，但是现在并没有战争;译成“紧急状态”，又与原文相差甚远。研究室的谭平尔同志主张译为“战时状态”，这译法照顾了原文，又冲淡了“战争”的含义，大家都说好，这个译法一直沿用至今。
后来拉科夫斯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战时状态’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字眼，问题就出在1952年宪法制定者们根本没有想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出现要实行紧急状态的形势，因而只写进了一旦国家安全受到战争威胁时即可宣布实行‘战时状态’的条文(当时称‘战时状态’只是一种权宜的办法)，后来竟被人们说成是执政者对人民宣战。”
12月13日一早，我们就到外面“观察形势”。只见街头很多地方都停着坦克，荷枪实弹的士兵三人一组，川流不息地巡逻。遍布路口和广场上的哨兵点着了篝火取暖。街上行人稀少，偶尔也可听到有人在低声咒骂当局。团结工会玛佐夫舍分会门前有上百人聚集，呼喊着口号，摇动着手中的小旗，散发着传单，但不久后就被警察驱散了。媒体报道了各地团结工会举行罢工的消息，但都很快平息下来。
华沙城堡广场又名王宫广场，是位于华沙老城区南端的一个巨大的广场。
过了两个月，团结工会的街头抗议活动又活跃起来。我们常常见到示威游行队伍在使馆门前经过，他们高呼“打倒军政府!”“团结工会万岁!”“你们的冬天，我们的春天!”等口号，到古城王宫广场集合。防暴警察则用催泪弹、高压水龙驱逐他们。
在战时状态初期，由于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我们同波兰外交部、使团、波兰朋友的联系都只能是直接开车去。
有一次，我们去看一个老朋友。这是一个三口之家，男主人是作家;女主人是政府司级干部，已退休;女儿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他们见到我们，很自然地就谈起当时的情况。
女主人话不多，说了些当前生活方面的不便和困难，对战时状态未置可否。男主人介绍了近一个时期来的情况，认为当局尚能控制局面，但是他忧心忡忡地说：“无论团结工会怎样，当局不应该使用这种办法，这样只会进一步失去人心，后果难以设想。”
女儿说到战时状态时显得很激动，她认为当局实行战时状态是在向人民宣战。她没有参加团结工会的活动，但是她的心完全是站在团结工会一边的。她还特意从抽屉里拿出了团结工会的徽章，别在自己的胸前。他们一家的态度可以说是当时波兰社会的一个缩影。
不过，就“战时状态”的即时效果来说，当局还是乐观的，起码它把团结工会打了个措手不及、群龙无首、四分五裂。不久，团结工会举行的罢工、游行等抗议活动就被镇压下去了。
在这个行动中，当局最大的成功就是基本上避免了流血(仅在平息乌耶克煤矿罢工中有9人死亡)，恢复了社会秩序。为了争取人心，1982年11月，波兰当局释放了瓦文萨，12月中止了战时状态，1983年7月正式结束了战时状态。
圆桌会议和议会选举
战时状态暂时稳定了国内形势，但是，波兰当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党组织涣散无力，改革踏步不前，经济严重困难，群众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外有西方国家对波实行的制裁，内有教会支持的地下团结工会和其他政治反对派的积极活动。
1984年，波内务部策划了暗杀亲团结工会的神甫波别乌什科事件，加剧了群众对当局的不信任和对团结工会的同情。
时任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会见瓦文萨。
以瓦文萨为代表的反对派利用时机，通过散发宣传品、组织民间文化活动等方式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等待有利时机同当局作最后一搏。在此期间，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教皇访问波兰并同瓦文萨会晤，对反对派是有力的鼓舞。
1984年2月，波兰当局宣布提高物价。群众不满情绪再度高涨，罢工等抗议活动连绵不断。团结工会认为时机已到，1988年6月和8月组织了两次席卷全国的大罢工和各种形式的群众抗议活动。在群众抗议浪潮的压力下，梅斯内尔总理被迫辞职，由主张社会对话的改革派拉科夫斯基接任。
在波及全国的罢工浪潮下，1989年2月，雅鲁泽尔斯基同意与团结工会等反对派举行“圆桌会议”。
几经曲折之后，当局与反对派的圆桌会议于1989年2月6日召开。会议经过反复交锋和妥协，于4月12日结束。圆桌会议的协议分三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实行“经济市场化”，实现“自由形成的所有制结构”;
在政治方面，实行政治多元化，允许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结社，一切代表机构(如议会、地方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民主选举方法产生，修改宪法，建立总统制，实行议会两院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在工会多元化方面，修改工会法，使团结工会合法化。
不久，议会通过了有关法案。然而，圆桌会议最重要的决议是关于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决定。议会根据圆桌会议协议制定的选举法规定：众议院460个议席中，35名议席(占总席位的7.6%)由全国性机构产生(即所谓全国名单，基本上是主要国务活动家)，其余425个议席分别由全国108个选区按名额分配比例产生。
按规定，在众议院全部议席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占35%，联合执政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占25%，同政府合作的世俗宗教团体占5%，其余35%的议席由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无党派人士竞选，参议院的议席则全面自由竞选。
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以为通过召开圆桌会议可以分化反对派，争取其中“建设性部分”，吸收他们进入政权，使他们承担政治社会责任，从而达到稳定政局发展经济的目的。
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对选举结果非常乐观，以为他们加上盟党完全可以稳操胜券，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事实上，他们完全估计错了，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反对派的力量，更没有估计到盟党的动摇性。
在1989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波兰当局在议会选举中惨败。反对派不仅获得了众议院自由竞选161席中的160席，而且囊括了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99席。波兰统一工人党知名领导人全部落选。
接着，在国民大会总统选举中，雅鲁泽尔斯基仅以比所需最低票数多1票的结果当选(雅鲁泽尔斯基当总统是圆桌会议上的默契)。
反对派大获全胜之后，改变了原来不组阁的初衷，并开始把圆桌会议的协议置诸脑后。在瓦文萨极力拉拢下，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两个盟党临阵倒戈，团结工会因而取得了议会中的稳定多数。雅鲁泽尔斯基总统两次所提总理候选人均未通过，最终无奈同意马佐维茨基组建政府，从而有了本文开头所写的一幕。
尾声
波兰的变革牵动了整个东欧，匈、捷、民德、保、罗相继发生剧变，离开了原有的社会主义，走上了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市场化、所有制私有化的道路。
东欧剧变
参与变革浪潮的既有反共分子、极右势力和主张自由民主的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希望摈弃苏联模式框框的共产党人，以及对现实不满的广大群众。
这场剧变为什么会发生呢?1992年4月，在我离开华沙的前夕，前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契莱克，对我谈了他的看法：
波兰统一工人党失去了执政地位。这种局面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就是说这是波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从历史角度看，波兰社会主义力量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战前波兰共产主义运动中，卢森堡和她的继承者否认波兰民族解放的要求，他们的口号是要把波兰变成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这就注定了他们在波兰人民中没有根基。
30年代，波兰共产党遭斯大林解散，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二次大战，苏联同希特勒对波兰进行第四次瓜分，波兰人民很自然地把这算在共产主义的账上，使共产党人在波兰声誉扫地。
战后，我们建立了人民政权，但那时是靠苏联红军带进来的。其实当时波兰工人党的力量很小，而伦敦流亡政府在波兰国内有一整套政权系统。更重要的是人民不喜欢我们，我们被称为‘莫斯科的代理人’。
战后45年来，人民政权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战后初期和哥穆尔卡1956年重新上台的一段时间里。但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忽视民族特点，照搬斯大林模式，对教会和党外爱国力量政策过左，伤害了许多群众的感情;党和国家机关越来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蔓延，以及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社会气氛恶化、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人民社会水平下降，党的威信丧尽;加上教会力量大，西方传统文化在群众中影响深，以及西方国家的政策等因素，终于在1980年爆发全面危机，反对派(主要是团结工会)乘机崛起，全国一片混乱，国家民族的前途受到严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实行战时状态，但是战时状态并没有解决波兰的根本问题。首先，群众的思想始终没有转过来，大多数人把战时状态看作是对民主和改革的扼杀，加重了对党的不信任;其次，我们的经济一直没有搞好，人民生活困难没有得到缓解。
到1988年，再度爆发大规模罢工，而且大多数是政治性的。这些罢工是团结工会利用群众的不满组织起来的，并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我们当时认为再次使用武力解决的办法肯定得不到人民的理解，而且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全国大乱局面，我们决定采取政治解决的办法，同反对派妥协，希望争取时间、摸索新的符合波兰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可惜我们没有成功。
契莱克这番话是就波兰而言的，但在整个东欧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先天不足，照搬苏联模式，党的领导人犯了一系列错误，结果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就是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
1991年12月21日，以叶利钦为代表的11个主权共和国领导人在阿拉木图签署议定书，决定创建“独立国家联合体”，以取代苏联。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被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在我离开波兰半年多之后，苏联也宣告解体。原因虽有所不同，但同样证明了一个真理——失人心者失天下。
事实上，在1989年，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今天，在这些国家，转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即使在波兰这样前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里也不例外。对这个历史现象，作出科学的结论恐怕还需要时间，本文不打算作理论上的探讨，我只是希望，以上对波兰剧变过程的描述能够有助于在这方面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作者简介：裴远颖(1936年-2017年)1958年进入外交部，先后任科员、处长、苏联东欧司副司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并先后被任命为中国驻波兰兼立陶宛、印度大使;1998年退休，任中国国际问题基金会研究员、社会科学院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