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
事关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原则问题
周新城
很快就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十月革命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它使得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自此，人类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近100年时间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风风雨雨，其中既有凯歌行进，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遭到像苏联东欧国家向资本主义演变这样的严重挫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跌入低潮，教训深刻。我们的任务是科学地总结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教训，搞好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扭转世界社会主义低潮的局面，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说到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关键是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又曾经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发生了向资本主义演变，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悲剧，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苏联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影响极其深远，用俄罗斯一位学者的话来说，“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在50年代是一面正面的镜子，可以学习和借鉴；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面反面的镜子，必须从中吸取教训。”而苏联的经验教训在我国恰恰也是分歧极大的一个问题。说到底是这样两件事情，一是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是如何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前者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后者是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我们这里只就前一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借用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吧。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当前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上，我们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才叫社会主义，抛弃、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又根据苏联的具体国情和当时的时代特点具有鲜明的苏联特色。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苏联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具有苏联的特色，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共性与特殊性两者相结合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把这两个层次的问题分开来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评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看到的一些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往往不区分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混在一起评价，这就说不清楚了，而且经常是抓住一些具体问题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出错的认识论根源。
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直接关系到中国往哪儿走的大问题
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共产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苏联的具体条件，进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帝国主义包围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中，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谁也没有怀疑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即使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学者，尽管他们不赞成、甚至厌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对苏联取得的成就，也是无法否定的。连以反共著称的丘吉尔对此也是肯定的。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他称赞斯大林把一个落后的马拉犁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拥有原子弹的世界强国。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赞扬，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肯定。怀疑、否定苏联的成就，是从1956年赫鲁晓夫20大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开始的，到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发展到了顶峰，一直延伸至今。这是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映。
坦率地说，国内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往往不是在说苏联问题，而是在讲中国问题。有的事情，直接就中国来表态，不大好说。比如要反对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碍于党章、宪法，不好说，拿苏联来说话，就好说了。他们猛批苏联共产党领导是一党专制，不民主，是政治垄断，使得人与政权产生异化，导致苏联必然垮台。反正苏联垮了，怎么批都可以。这个论断，用到中国来，该怎么说？他们就不说了，让你自己去想吧。这是一些人的政治手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古讽今，以洋喻中，历来如此，不过在苏联问题上分外鲜明罢了。表面上在讲苏联问题，实际上隐含着对中国问题的表态。理论是有逻辑的，有了大前提，按逻辑推论下去，结论是可以想象到的。说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不民主，导致垮台，那么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结果会是什么呢？结论是不言自明的。这种手法，倒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同苏联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是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从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中国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结果不管向哪个国家学，都不成功，都不能挽救中国。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9、1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走俄国人的路（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个结论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得出的结论。从基本道路看，我国同苏联是一致的，是向苏联学来的。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否定得越彻底越好”，结果必然连自己也否定了。也许这正是某些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的愿望吧。
一个杜撰的荒谬说法：苏联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
有人是赤裸裸地反对、甚至攻击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说它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封建社会主义。例如有一位曾经在全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撰文说：苏联实行的制度，“如果讲它仍然是社会主义，那么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严厉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这种苏式社会主义自诩有两大基本特征：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这种封建的社会主义自然是无法与资本主义竞争的，是断无前途的，历史已无情地作了结论。”他不仅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引申出，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搞的也是“封建社会主义”。他说：“不幸，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仅‘一面倒’传承了苏式社会主义，而且中国有着比当年俄国资本主义更加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笼罩着更深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阴影，终于导致‘十年浩劫’大悲剧。”他得出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前几十年的苏联式社会主义，‘十年浩劫’已宣告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全面破产。”[刘吉：《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汇报》2012年10月9日。]这样，他把我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彻底否定了。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吗？他卖弄封建社会主义，我们就先来看看《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封建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封建社会主义指的是19世纪30—40年代在西欧产生的、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社会主义流派。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统治日益巩固，这时被推翻的封建贵族不能再赤裸裸地宣扬封建主义了，于是便装扮成工人群众利益的代表，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散布封建地主可以同工人、劳动者一起共同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主义。他们是从被打倒了的地主阶级立场出发来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是使社会回到封建宗法关系中去，恢复封建主义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曾辛辣地批判封建社会主义，说它“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他们是“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主义纹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5、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是怎么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同封建社会主义挂上钩的呢？据说是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搞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这两大特征恰恰集中反映着封建皇权经济”。然而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封建社会，怎么找也找不到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影子。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地主占有土地，他把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这种地主阶级私有制，同“公有制”风马牛不相及。封建社会基本上是自給、半自给的经济，农民除了上交地租外，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哪里要用计划经济这种手段来调节经济呢？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在公有制基础上采用的计划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机制，说成是封建皇权经济的特征，这真是匪夷所思！也许他是把国家所有制当作公有制，把政权的强制命令当作计划经济了，然而国家所有制、政权的强制命令，在封建社会里是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有的，按照他的逻辑，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公有制”，也有“计划经济”，因而也是“封建皇权经济”了。这岂不荒唐！
《共产党宣言》里批判的“封建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什么“封建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股社会思潮。那么，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有谁主张搞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呢？查查这些代表人物的著作，却一个例子也没有发现。像法国正统派、英国“青年英国”运动以及后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但并不触及资本主义的根基，他们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鼓吹复辟封建统治。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谁都没有提出要建立公有制，要实行计划经济。
可见，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说成是封建社会主义的标志，既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文献依据，这是他杜撰的荒谬说法。这种杜撰是不严肃的，违反了起码的社会科学的常识，无非是编点说法，来给他看不顺眼的东西扣上顶帽子罢了。然而这是同他的学者身份不相称的。
这种论断完全违反了我们党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看作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阶段，这就是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层次上，同其他阶段有区别。
这位学者强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封建社会主义”，重点是要说，我国“走俄国人的路”，搞的也是“封建社会主义”。彻底否定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是他全部论述的要害。他是借着苏联说话的，用十分牵强附会的论据来咒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是咒骂我们自己走过的道路，“醉翁之意不在酒”。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看懂他的文章了。
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有过科学的评价
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一直有明确的、清晰的、科学的评价。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经验。当时提出了学习苏联的口号。建国初期，谈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毛泽东很快就发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有缺陷的，不能照搬。1956年毛泽东提出，应该以苏联为鉴戒，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走自己的路”。《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典型。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端。所以，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在东欧国家都全盘照搬苏联经验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震聋发聩的。
这里顺便说一个问题。有人认为毛泽东提出“走自己的路”，实际上否定了建国时提出的“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走自己的路”同“走俄国人的路”对立起来。毛泽东是就不同层次的问题说的。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来说，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即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来说，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走自己的路，应该具有本民族的特点，不能照搬苏联的做法。按照这个道理，说我国的改革是“去苏联化”，彻底否定苏联的一切制度，说改革就是与苏联“对着干”，也是不对的，因为就社会发展的总的方向来说，我们还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基本制度与苏联是一致的，而就这一层次来说，这是不改的，过多长时间也不改的；只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我们必须按照本国国情和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走自己的路”。
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浪潮，这时，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顶住了这股反共反苏的恶浪，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做出了全面的科学的评价。他提出了著名的“三七开”的判断，这一判断，当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稳定了大局。他指出：“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对于苏联的成绩、正面的经验，我们必须坚持和捍卫，不能否定。“否认斯大林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是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他针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明确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90、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在做出这一判断时，运用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即把苏联的基本经验与具体经验分开。这是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时用的概念是“苏联经验”，即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意思是一样的）的正确的方法。1956年11月到12月底，在毛泽东主持下，经过政治局多次集体讨论后写出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再论》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所以，我们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始终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再论》强调，“保卫十月革命道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道路。”事情被半个多世纪前的《再论》说中了，时至今日，那些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尽管打出各种旗号，有各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反对十月革命道路，也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
在充分肯定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同时，《再论》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经验，即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包括所建立的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措施等等），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则是在苏联条件下采取的，不能照搬到国情不同的其他国家去；有的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必须抛弃。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随着条件的变化，是需要改的。
概括起来说，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采取了科学的分析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它的基本经验，又对它的具体经验作了具体分析。毛泽东这一分析得到了政治局全体同志的赞同。“三七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科学评价，是集中了全党智慧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慎重的，不是随便得出的，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对我们今天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是完全适用的。对这一结论，不能轻易地否定。
在苏联东欧剧变以后，我们党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时，仍然坚持毛泽东的判断。1993年7月5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指出；“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功大于过”，基本意思还是“三七开”嘛。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的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今天，我们谈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不能不认真地考虑和学习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做出的判断，这不是某个个人的意见，而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结论。“三七开”这一判断应该成为们分析这个问题的基本结论。把这种判断轻蔑地斥之为“左”，不予考虑，甚至加以反对，无论是从政治上说，还是从学术上说，都是不严肃、不慎重的。
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问题
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一个大国的70年历史，涉及苏联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这样复杂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从维护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基本立足点。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对社会主义制度，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好得很”，广大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下解放了出来，成了生产资料和政权的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必须肯定；一种是“糟得很”，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制度背离了人类文明的正道，是历史的迷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历史应该“到此终结”。所以当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时候，有人就报之以欢呼，说这是对人类文明正道的回归。同样一件事情，价值判断截然相反，这怎么解释呢？只能用阶级立场不同来解释了。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利益，对同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自然是不一样的。老实说，社会科学本身就是有阶级性的，因为它（除了少数学科如语言学、形式逻辑学等之外）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阶级关系。不讲阶级立场，社会科学中的重大问题，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像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样事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大原则问题，更是如此。阶级立场说到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代表谁的利益，替谁说话，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对某个历史事件做价值判断时，都必须先要想一想，我的结论对谁有利，符合哪个阶级的利益，哪个阶级会赞成，哪个阶级会反对。所谓不偏不倚的、纯客观的、超阶级的研究是没有的。只是自己是不是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当然，说到阶级立场，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不等于就没有真理了，仿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没有个是非对错了。关键是看哪个阶级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代表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当某个阶级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人物对事物的认识就可以做到阶级性与真理性的统一。在当今的时代，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是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我们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一切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社会性质，在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是符合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维护、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正确的；从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乃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倒退行为，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我们自己队伍里的跟在垄断资产阶级的屁股后面，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唱赞歌的人，我们只能大喝一声：同志，你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
除了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之外，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样复杂的历史现象，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评价任何社会现象，都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不能凭想象出发。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态度。然而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上，不实事求是、甚至无中生有、造谣污蔑的情况却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比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有许多不实之词。我们党曾在二评，即《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揭露和批评过。美国学者格雷弗专门研究了这一报告，他从证据学的角度揭示这个报告是由61个谎言拼凑成的。
最典型的，大概是有关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了。这个问题值得稍微详细地说一说，因为抓住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来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最为常见的。错杀了人，这是最牵动人心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最能激起人们的义愤。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不断增加肃反被杀人数，开始说杀了200万，后来说杀了1000万、2000万，最大的数字出自索尔仁尼琴之手，他在《古拉格群岛》里断言苏联政府在对内镇压中消灭了不少于4500万到5000万人（有时又说6000万人）。布热津斯基把这一谎言捡了起来，叫做“五千万冤魂”，广为散布。我国国内有人据此就称苏联是“疯子国家”，这还见诸权威杂志《改革内参》。这个数字也太离谱了：在30年代初，苏联人口是1.6亿，如果冤杀了5000万人的话，那3个多人中就有1人被杀，这能做得到吗？如果真是杀了5000万，苏联战前人口也就只能有1.1亿了。可是战争爆发前夜的苏联人口是1.9亿人，这多出的8000万—9000万人是哪儿来的呢？可见，所谓5000万冤魂纯属虚构。散布这个谎言的人，只要能攻击社会主义，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
究竟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见《参考资料》1992年1月27日。]戈尔巴乔上台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827，995人。[梅德维杰夫：《在戈尔巴乔夫班子里》，第59页，1994年版。]想来，雅科夫列夫是不会有意缩小这一数字的。
必须对苏联肃反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党就是这样做的。上世纪60年代初，我们党针对赫鲁晓夫借肃反问题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曾经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苏联肃反是完全必要的，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进一步说，仅仅从事实出发，还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有关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争论中，有人喜欢卖弄“真相”，从档案中找出一点材料，引申出结论，似乎就可以把人“镇住”了。其实，摆出一些现象，并不能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他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记得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谈到新闻工作时强调要“本质真实”。他曾举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这一点，我一直铭记在心。一个小伙子，长得相当英俊，就是有点秃顶。你给他照相，专门照他的秃脑袋，那虽然是事实，但不能反映真实，那只能叫“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有正面照相，人相当英俊，只是有点秃顶，这才是真实的。他告诫我们，观察事物，必须全面地看，切忌片面性，而且要分清主流、支流。
那么，什么是“事实的全部总和”呢？有两个基本事实是不能考虑的。一个事实是，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国家，它的工业总产值（按苏联疆域计算）仅为美国的6.9%，英国的22%，居世界第五位。经过70年的建设，到1983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从一个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强盛的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而且这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环境下取得的。经常有人说“苏联经济没有搞好”，并把它作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说到苏联的经济建设，应该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苏联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二句话再说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经济体制没有及时改革，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同时说两句话，而且第一句话是主要的，这才是苏联的真实情况。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1942年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进攻苏联，当时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打败了法西斯德国，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按照某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的说法，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专制横行，矛盾极其尖锐，人民怨声载道，那怎能够抵挡得住希特勒的进攻，并最后战胜法西斯、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呢？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看法。尽管她深受苏联肃反扩大化之害，1949年自己蒙受不白之冤，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投入牢中6年之久。在她被释放后不到一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她却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斯大林，这真令某些“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汗颜。
她写道，斯大林“从1928年起在一个国家里，在一个为敌人的世界所包围的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当他开始的时候，俄国是一个农业的和文盲的国家；当他结束的时候，俄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他两度这样建设了俄国：一次在希特勒入侵之前，再一次是在战争的废墟上。这要永远归功于他；他是这项工程的工程师。”[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17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这是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出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斯特朗：《斯大林时代》第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那些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小人”，读后真不知感想如何！
必须正确对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病。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付诸实施的第一个试验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推论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但它作为人类伟大的理想，怎么在现实生活中付诸实施呢？在十月革命之前，除了巴黎公社短短的72天外，人们没有实践过。苏联是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难免犯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对待这些错误呢？列宁强烈地批评了那种“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说他们是“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毛泽东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是谁也不能避免的。人们的主观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因此，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就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有人是用苏联的垮台，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推论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有一位与兄弟党打交道的相当负责的干部就是这样说的。这就涉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与苏演变的关系了。这里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只想提一下我们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的看法。
1991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1993年8月，江泽民在使节会议上讲话指出：“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1998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了苏联演变的原因。他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991年5月，我去苏联访问见到戈尔巴乔夫，我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他笑起来了。他的意思是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说这一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难逃历史责任的。由于苏共放弃了上述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东西，苏联就被葬送了。”
从这些讲话中，无论如何得不出，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引起的这一结论，正相反，苏联演变恰恰是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所体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结果。苏联演变的悲剧，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而是证明了背弃十月革命道路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正确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确是一件关系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原则问题。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基本制度，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同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也就是像毛泽东说的那样，把共同规律同民族特点相结合，这是各国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如果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会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把社会引上资本主义道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俄罗斯就是这样走上不归路的。殷鉴不远，我们不会忘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