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的欧洲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舆论更应关注乌克兰局势。亚努科维奇团伙舍弃加入欧盟的机会,转而与俄罗斯交好,2月下旬引发抗议,最终导致政权颠覆。不出意料,许多左翼人士听闻大规模抗议,便开始教育贫穷的乌克兰人:他们多么无知,直到今天还在美化欧洲,不知道欧洲已经在衰落!他们根本不懂,一旦加入欧盟,乌克兰便可成为西欧的经济殖民地,就像今天的希腊一样。
这些左翼人士不明白:乌克兰人并非不知道欧盟的真实情况。乌克兰完全了解欧盟的经济困境和贫富差距,他们发出的信号很简单:乌克兰人的处境更糟糕得多。欧洲的问题——经济波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都是富人才能遇到的问题。别忘了,希腊虽陷入困境,非洲难民仍然蜂拥而至,让右翼爱国人士大为光火。
更重要的问题是:乌克兰抗议者所捍卫的“欧洲”究竟何指?欧洲不能简单化约为单一图景:从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到艾蒂安·巴里巴尔所谓的“平等的自由”(égaliberté,这是欧洲对全球政治想象的一大贡献),欧洲具有丰富的政治图景,虽然其体制已经越来越不相称。遍历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光谱,如果还相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唯一选择,那这人得多天真!因此,欧洲应当从乌克兰抗议看清自身的优、缺点。
2014年乌克兰首都基辅街头,警察和反政府示威者爆发冲突
乌克兰右翼民族主义是死灰复燃的反移民、宗教性的民粹主义,这些人自诩为欧洲的捍卫者。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一个世纪前就在《回归正统》(Orthodoxy)一书中指出新右翼分子的危险之处。他描述了宗教批评者的悖论:“那些以自由、人性的名义与教会开战的人,只要一有机会打击教会,就会抛弃他们的自由与人性。”宗教的捍卫者不也是如此吗?有多少疯狂的宗教分子恶毒攻击当代世俗文化,最终自己却抛弃真正的宗教修行?那些拼命捍卫欧洲、呼吁抵制外来移民的人不也是如此吗?他们狂热地保护欧洲的基督教遗产,追随者们却早已抛诸脑后。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主流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最基本的民主价值正受到民族、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威胁,我们应该团结在文化包容、自由民主的捍卫者周围,能挽救多少就挽救多少,别再去想什么激进的社会变革了。那么,乌克兰抗议者们还在强烈要求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欧洲梦,究竟前景怎样?没人能知道加入欧盟的乌克兰未来将会如何,不过,财政紧缩政策肯定会在打包的计划之内。
苏联1980年代有个著名的笑话,一个名叫拉比诺维奇的犹太人想要出国移民。移民办公室的官员问他为什么,拉比诺维奇回答:“两个理由。一,我担心共产主义者将要下台,新上台的政治势力会把共产主义者犯下的罪行怪到我们犹太人头上,然后又会出现反犹运动……”话没说完,官员就打断他:“胡扯,苏联不会变天,权力永远掌握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拉比诺维奇平静地答道:“嗯,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理由。”
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笑话可以换成危机当口的乌克兰人和欧盟财政官员。乌克兰人抱怨:“我们乌克兰陷入恐慌的理由有两个。一,我们担心欧盟会迫于俄罗斯压力而抛弃我们,坐视国内经济崩溃……”欧盟官员打断他:“但你要相信我们,我们不会抛弃乌克兰,我们会好好掌控,给你们出谋划策。”乌克兰人平静地答道:“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理由。”
没错,基辅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们是英雄,但真正的战役才刚刚打响:为创造新的乌克兰的奋斗。这场战斗要比对抗普京更为艰难。问题不是说乌克兰配不配得上欧洲、够不够格加入欧盟——而是说,今天的欧洲还配不配得上乌克兰人的赤子之心。
如果乌克兰最终沦为民族原教旨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结合体,寡头肆虐,那就和今天的俄罗斯(或匈牙利)无甚差别。政治评论家们宣称,欧盟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没有给予乌克兰足够的支持,欧盟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回应不够坚决。但更加深层次的支援应该是另外一种:乌克兰从未获得跳出社会经济困境的有效方案。欧洲首先应该改过自新,重申其具有解放意义的核心价值。
伟大的保守主义者T.S.艾略特在《试论文化的定义》(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中写道,有时候只有两种选择,另立宗派或离经叛道;有时候保存信仰的唯一途径是与寿终正寝的组织道别。这就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契机:只有与旧欧洲的残骸进行“教派分离”,才能保存“平等的自由”这一欧洲思想遗产。分裂以后,我们视若天命、板上钉钉的危机原因将会显露出来,也即所谓的全球新秩序和“现代化”进程。总而言之,倘若世界新秩序是无法讨价还价的天命,那欧洲就会从我们手上丢掉。所以,欧洲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大胆向前。必须先有新欧洲,乌克兰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乌克兰要向欧洲学习,而是欧洲自己要向乌克兰人看齐,拥抱抗议者们的梦想。
(本文2014年4月8日原载inthesetimes.com网站,原标题What Europe Can Learn from Ukraine;观察者网朱新伟/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