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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本人一直很好,但农夫与蛇的故事却反复上演!

作者:后沙   来源:后沙月光  

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善良的民族,强盛的时候见不得别人受苦受难,疲弱的时候还要收留被西方各国排斥的流亡群体。

而有些人却总是喜欢把别国说成是“文明的样子”,明里暗里嫌弃自己的国家,还动不动喜欢给网友扣上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

特别是在涉及与日本有关的议题时,这种声音就会时常出现。

然而,随便翻翻中国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日本人一直都是很好的。

远的像“册封倭王”、“接纳遣唐使”、“鉴真东渡”等等就不说了,就说近代,特别是中国衰弱之后的那段时间。

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二十一条”、“强占胶州湾”等事件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中国,但中国人民并没有仇视日本人民。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放下了“甲午战争”之恨,为日本灾民捐粮捐款,全国上下对日本人的不幸遭遇充满了同情之心。

虽然那些“亲日人士”总在回避这段历史,但这段历史并非不值一提,而且有很多细节应当被后人了解。

善良的中国人

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7.9级强烈地震,地震又引发大火,东京、横滨犹如世界末日,有10万余人伤亡,200多万人无家可归。

上海的《申报》在9月3日就以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称之为“空前奇灾”,《民国日报》、《大公报》、《晨报》等报纸也纷纷连日报道“关东大地震”。

四面八方舆论传递着同一个声音“中国人立刻行动起来,赈济日本灾民”。

在政府方面,虽然大总统黎元洪已在6月交权离开北京,北洋政局一片混乱,但看守内阁仍将日本灾情当成一件大事来看。

9月2日,中国外交部派员赴日本驻华公使馆表示慰问。

9月3日,内阁会议讨论救灾问题,外交总长顾维钧提出:

“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全体阁员表示赞成。

会议通过了三个事项:

一、由政府拨款二十万银元赈济日本;

二、令各省督军组织日灾急赈大会;

三、派遣商船运送粮食、药品及红十字医疗队赴日救灾等。

9月4日,内阁以发布大总统令方式落实上述事项。

在民间,京沪各界名流紧急商议赈济日灾事宜,筹集米粮30万石(1石大约等于100斤)送往日本。

各省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报界、商会等机构还专门组织了“日灾会”,为日本救灾出钱出力。

中国戏曲界以梅兰芳为首倡导慈善义演,筹款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响应,以前这种义演只为中国灾民举行。

可见,中国人是将日本灾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在做。

9月7日,中国文艺界的倡仪书写道:

敬启者:昊天降灾,唯我东邻日本,突遇地震之厄,九衢灰烬,海水群飞……京沪闻风,庶可集成巨款,救灾睦邻,人各有责……

在中国各界的努力之下:

日本人接受到的第一批国外援助物资是“新铭”号运送的中国大米;

第一支抵达日本的国际救援队是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

中国京剧明星的赈灾义演两天便筹得5万大洋,捐给日本;

各大城市中小学还成立了恤邻募捐队

……

连张作霖都向日本提供了救灾面粉2万袋、牛100头。

这些还是中国人最初的援助行动,中国各界为日本灾区捐款捐物一直持续到了11月。

当日本人看到中国尽力救助日本时,就趁机想要中国解除“米禁”。

“米禁”肇始清朝末年,大米、小麦等民生物资被视为重要战略物资,不得出口。

日本虽然在1910年强占朝鲜,但它的大米供应仍然不足,一直在中国偷偷采购大米。

1907年,日本政府曾向湖南巡抚岑春蓂请求开弛米禁,遭到拒绝。

1918年(大正七年),因米价上涨了四倍,日本爆发“米骚动”,引发全国暴乱。

1919年,日本不得不再次请求中国开弛米禁,但再次遭到拒绝。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日本看到了中国人不计前嫌,慷慨解囊的善举,于是,又打起了“开驰米禁”的主意。

1929年9月3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本国政府为救护罹灾人民起见,目下正由各地方征发谷类及其他粮食,但值此青黄不接之际,仅依国内之谷或恐不足”来暗示中国应当“开驰米禁”。

这种道德绑架,让北洋政府很为难。

“米禁”是中国最敏感问题之一,一旦解除,民粮、军粮、库存粮都很可能会流失一空。

北洋政府没有回复芳泽谦吉,意思就是,日本全国的粮食危机要由日本人自己解决。

但日本认为中国当时同情关东大地震的舆论氛围对“开驰米禁”十分有利,所以,还是要“努力争取”。

接着,一些日资报纸和亲日报纸也抛出了这个议题。

中国人的态度分成两种:

一、“五四运动”以来的排日观念“已顿时消释”,日本新米要到11月才有收成,中国应对日本“开驰米禁”。

二、“国耻为重,卧薪尝胆,抱定初衷,不达目的不止,万不可因日灾而稍懈。”中国粮食遇到灾年时,尚不能自救,哪有余力去供应日本?

但日本驻华公使馆还是向中国外交部正式提出了“弛禁米粮以资赈济日灾的请求”。

在北洋政府动摇之时,日本人又想单独与中国两个产粮大省“沟通”,一个是江苏,一个是湖南。

1923年,江苏“禾稼丰登”,收成大好。江苏督军齐燮元被日本人和粮食买办说动,有开驰米禁之意。

江苏人极力反对开禁,江浙沪三地为救助日本地震灾民已经在尽心尽力了,但开驰米禁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会引发国内物价飞涨。

上海海关监督姚煜表示:“苏米万无弛禁之理”。即便是苏米来沪,粮商如果没有省署核准的公文,上海海关决不会放行。

江苏各界希望齐燮元当机立断,坚持米禁。

当时居住在苏州的章太炎立刻在报纸发文表示反对开弛米禁:

一、不能直接向日本输出稻米,“日本常食自稻米而外,芦菔山薯每日不离于口,其余包谷豆芽,悉可供餐”。

意思就是,大灾之年,日本人什么不能吃,非吃得大米?

二、江苏省接济邻省灾民可以用稻米,但接济日本用钱币、服装、土特产即可,不可开驰米禁。

民间的舆论与章太炎类似,“开驰米禁,对于日本,固是受益匪浅,而在我国小民身上,却是受无形之灾了。”

一些亲日报纸却在制造谣言,说中国为了帮助关东大地震灾民已同意开驰米禁,闹得人心惶惶。

北洋政府内务部不得不于1923年10月13日通电辟谣,要求各省慎重对待粮食出口问题,政府并没有明文公布粮食可以自由出境。

日本人在江苏没能成功,又去湖南“努力”。

湖南在丰年会有暂时性的开禁,以增加财政收入。

关东大地震发生时,正值湖南秋收,粮食丰捻。

9月28日,日本驻长沙领事提出在湖南购米赴日、赈济日灾等请求。

两湖巡阅使

吴佩孚认为有利可图,湘米可以卖高价,然后再充实军饷。他致电外交部,表示支持湘米开禁。

但在10月,北京知道日本有替代粮可以度过危机。所以,北洋政府在人道主义上的压力并没有这么大。

1923年11月,财政部长王正廷提出“诚恐奸商缘以为利,致将来民食发生问题”意见,要求加强米禁,北洋政府接受了他的意见。

粮食买办却就比日本人还急,希望湖南能变通行事,他们知道北洋政府其实管不了湖南,也管不了吴佩孚。

不久,长沙传出消息,湖南当局已同意开驰米禁。

消息一出,中国北方米价应声而涨。

11月22日,北京发布命令,所有运米执照一律停发,已准之执照,应在一个月内将所购米粮运出,逾期无效。

吴佩孚觉得没有必要再为此事跟北洋政府对抗下去,拒绝了日本人的采购要求。

最终,日本人想从湖南采购的20石大米(最低目标)也没能实现。

从“米禁”一事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日本人真的很好,粮食、资金都有及时提供。

关东大地震,中国人对日本人可以说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援助多,时间长,范围广。

但日本人想的却是如何借机把中国的命根子给挖过去,搞得中国很为难。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民族是一个“无情、冷酷、排外”的民族,又怎么可能被道德绑架?

《大阪朝日新闻》当时报道,“中国人会出此热心来救日人的灾难,是日人梦想不到之事。大惊叹中国人此次行动之敏捷,而感谢中国人的高义。”

中国人的善,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善。

日本人主办的《顺天时报》写道:为日本官民者,当如何感激也?

中国人并不求回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顶多是希望日本人在走出地震伤痛之后,能与中国友好相处,以德报德,以善报善就够了。

但日本人是如何报答中国的?

历史已经告诉过我们答案。

今天,日本为什么会跟中国和平相处?

因为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应当反思的是日本人,不认真反省历史罪行,又怎么会有光明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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