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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谁会是美国霸权的替罪羊?

作者:鲍韶山   来源:底线思维  

导读:从美国驻日大使到访日本西南小岛,到菲律宾谋划重提南海新仲裁,亚太地区局势始终处于动荡之中,而这背后,都少不了美国的影子。

在欧洲,美国和西方把乌克兰引上了一条看似美好但实则危险重重的道路。在亚洲,谁会是替罪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我们准备就绪,我们任务在肩”。如果借鉴乌克兰的经验,美国人不太可能会带头冲锋。日本、菲律宾,亦或是台湾省的军队,任君挑选,还有谁?

最近一些观察员盛赞,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的三边会晤象征着美国对其在亚洲利益的坚定承诺。但矛盾的是,这次会晤给人一种对时代终结的告别之感。

就像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年4月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既称赞自1945年两个日本城市被夷平后,美国在维护全球和平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面对美国的“自我怀疑”,岸田文雄的吹捧为其注入了乐观主义情绪;同时,岸田文雄也为美国亚洲的单极霸权结束高唱赞歌,他对美国的无能大加挞伐,因为日本将与英国和意大利联合开发下一代战斗机,首次以成熟的武器出口国亮相。

2024年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图自澎湃影像

毫无疑问,岸田致力于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但日本重振军事的态势表明了其战略考量,即美国没有能力成为亚洲的单边霸主。当岸田说“不应该指望美国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完成这一切”时,他传达的信息并不含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独立完成这一切了。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之际,美国正在努力维护,或者说重新夺回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如果认为美国在军事上仍占优势,那美国就是在维护其现有的军事优势;如果认为美国在军事上已不占优势,那美国就是在重新确立其影响力。显然岸田文雄倾向于后一种看法。

近年来,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小型多边机制,试图让其亚太盟友、前殖民地和次帝国主义盟友在该地区构建起防御壁垒,以维护其利益和影响力。四方安全对话(QUAD)、奥库斯(AUKUS)以及现在涉及日本和菲律宾的三边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网络。其“正当理由”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愿景;其最直接的两个焦点是在南海和台湾海峡威慑中国。虽然最新的三边关系都针对中国,但日本也在利用当前的国际形势,放弃其和平主义的姿态,重新发展军事力量,以证明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够走出美国的阴影。

威慑言论是一回事,但实际影响却是另一回事。我认为以威慑理论的名义追求美国在亚洲的霸权,实际上加剧了地区的不安全感,增加了冲突的风险。说白了,美国在亚洲追求霸权地位与该地区的和平稳定格格不入。如果美国及其各地区盟友真的对地区和平稳定感兴趣,那他们应该放弃基于威慑理论的战略,并投身于地区多边主义。但是,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多边主义对美国霸权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多极化格局已经显现

亚洲的动态与美国全球霸权所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全球霸主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但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每年进行的军事干预行动比冷战期间还要多。

正如达菲·托夫特(Duffy Toft)和库什(Kushi)记录的,1946年至1991年间,美国平均每年发起2.4次军事干预。在1991年至2019年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每年3.7次,达菲·托夫特和库什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沉迷于军事干预”的国家。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2001年以来,在美国参与的五场主要战争中,已有超过460万人丧生,3800万人流离失所。这与岸田文雄对美国历史角色的描绘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很明显,岸田文雄是在迎合听众。

然而,美国单极霸权的辉煌时刻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历史从未停歇,更不会终结。到2010年末,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结束,某种形式的多极化格局已经显现。在欧洲,这表现为俄罗斯作为大国重新崛起;在亚洲,则是中国崛起的巩固。

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大约在2018年,一个三极世界就已经形成。尽管其他人对世界格局的变化时间和走向有不同的观点,但关键在于:美国无可争议的单边军事优势已经结束。对某些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苦涩事实;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则敲响了警钟。而此时的岸田文雄将其视为一个可以巧妙利用的机会。

尽管多年来北约一直提供支持和训练,但作为美国代理人的乌克兰却仍然不敌俄罗斯,这暴露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系统性弱点。北约向乌克兰的扩张不仅促使俄罗斯发起对乌军事行动,还使俄罗斯和中国关系更加紧密。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对俄罗斯的挑衅体现了西方的愚蠢。

2024年4月24日,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俯首山将于5月举行展览,展示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战利品。图自澎湃影像

俄乌冲突是一场“系统对系统”的较量:是理论、装备、人员,以及至关重要的工业供应链能力的对决。整个西方都沉浸在虚假的安全感中,其系统性弱点暴露无遗。俄罗斯不仅不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其军队也不由醉汉管理,它仍然拥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应对挑战。

全面经济制裁的初衷是,使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并煽动克里姆林宫政权更迭,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der Leyen)声称,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分崩离析”,并且不得不靠拆解洗衣机以获取所需芯片。

然而,这两件事都不属实。相反,正如前北约军官雅克·鲍德(Jacques Baud)解释的那样,整个西方的战地理论存在不足。但更令他们痛心的是,西方生产武器装备的能力无法与俄罗斯的工业机器匹敌,其自诩领先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杰克·德奇(Jack Detsch)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的报道说,美军的武器正在消耗殆尽,就连所谓的“奇迹武器”也在实战中被相继摧毁。

美国在亚洲霸权的局限性

70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亚洲进行军事集结和长期驻军。美国在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有240多个军事基地,长期驻扎着8万多名军事人员,美国的蓝水海军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令人生畏的能力阵容。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防预算总额累计达16.05万亿美元,数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然而,尽管数十年来美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国防开支也遥遥领先,但现在很多人对美国在亚洲的霸权产生了怀疑。最近,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Holmes)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的演讲中告诫人们,不要仅凭预算就预设美国占压倒性优势。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论点,即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比较国家实力更有意义的方法,他认为中国或俄罗斯每投资一美元都能得到比美国更多的回报。他对那些从国防预算、吨位、舰船或飞机数量来衡量美国海军实力和海洋战略的各种“僵尸”论点进行了批驳。在广阔的太平洋上“距离的暴政”,让美国海军很难在自己的“后院”压倒一个实力强劲的竞争对手。

像美国国防部前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这样的分析人士警告说,美国再也不能从“强势地位”出发寻求缓和了。对于科尔比和其他许多华盛顿政策精英来说,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恢复某种“对其有利的平衡”,但科尔比似乎没有意识到“对我们有利的平衡”这一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2023年11月21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访韩并在釜山作战基地停靠。图自IC photo

预算限制和工业能力已成为这些雄心壮志的关键制约因素。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将其亚洲盟友、前殖民地和次帝国主义盟友拖入夺回美国霸权的的新任务中。科尔比认为,美国无法维持一场双线战争,因此其必须减少在欧洲和中东的承诺,否则它将无法应对亚洲的问题。在过去几年里,美国拉拢了各种小型多边机制,这既反映了美国的局限性,也反映了美国残存的影响力和忠诚度。美国此举的目标是,在必要时将合作伙伴的力量纳入美国军事指挥之下。因此,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是关键设计要求,也就是说确保各方军事力量能够协同作战是核心考虑因素,这样才能让盟军服从美国规定的优先事项。

奥库斯(AUKUS)核潜艇计划的困境暴露了美国财政和工业上的局限性。作为奥库斯的标志性特征,核潜艇的融资实际上是澳大利亚的责任。美国国会对美国的生产能力能否满足自身需求仍深感担忧,更不用说供应那些将脱离美国控制的潜艇了。

美国平均每年能建造1.2到1.3艘潜艇,美国需要将产量提高到每年平均两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如果要在21世纪30年代向澳大利亚交付3艘潜艇,那么其年产量就需要提高到每年2.33艘。

这似乎不太可能。不出所料,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最近明确表示,这些核潜艇最终不会脱离美国的指挥,这证实了长期以来的担忧:奥库斯协议将在最关键的时刻,比如台湾冲突中,削弱澳大利亚的主权。

美国的蓝水海军非常强大的,但并非无所不能。“距离的暴政”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取得军事成功的主要威胁,与此同时,还有水域、时间和规模的暴政。目前,美国许多海军舰艇都处于干船坞维修状态,近40%的攻击型潜艇无法服役。由于工人短缺和供应链问题,修理工作被迫推迟。维修计划比原定计划滞后数月,大量积压工作影响了舰艇部署的可用性。维修计划的延误更加剧了人们对许多硬件耐用性的疑虑,例如美国海军“拳师”号(USS Boxer)驱逐舰在太平洋部署仅十天后,就不得不返回,以进行进一步维护。

空中优势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另一个体现,但现在这一点也受到了严重质疑。远离补给线削弱了兵力投送能力,乌克兰的供应链故障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也削弱了美国空中力量的威慑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空军可以“实现空中拒止(Air Denial),甚至可能实现空中优势,而不需要在战斗中击败美国的空中优势战斗机”。至于美国空军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则是另一个让人怀疑的问题了。近来,美国F-16战斗机在飞行中多次出现紧急情况。由于备件短缺以及维护人员的培训不到位,外界对于美军是否能够维持F-35联合攻击战斗机的作战飞行能力表示严重怀疑。也有人质疑美军日益老化的两栖作战车辆在当下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五角大楼发布中国空军在南海上空驱离美军军机的照片

最近美国未能在红海让胡塞武装屈服,这暴露了其作战的局限性。美国夸下的海口与实际战绩并不匹配,这并非否认美国强大的军事破坏能力,但即便是根据公开证据,也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美国并不拥有无可匹敌的单边优势(unilateral preponderance)。这一结论可能并不符合华盛顿的“霸权主义者”(primacists),以及美国在全球和亚洲其他盟友的喜好,但它确实反映了目前的实际情况。

威慑理论无法创造有意义的和平

认为美国有必要在亚洲建立霸权地位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以威慑理论为基础,其既定目标是在南海或台湾海峡“威慑”中国。

确保南海商业交通安全能使中国受益良多。多年来,美国一直在研究封锁马六甲海峡通道的方法,这无疑影响了中国对商业航行自由的风险评估。早在2003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就特别提到了“马六甲困境”,指出了中国对马六甲海峡这一关键海上通道的依赖。如果该海峡遭受海上封锁,可能会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及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提及美国时,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指出,“某些大国一直在蚕食并试图控制马六甲海峡”。在过去的20年中,南海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明显变化,美国海军再也无法完全控制这片海域。

领土争端依旧是争议的焦点,从围绕仁爱礁(第二托马斯浅滩)的紧张局势就可见一斑。尽管美国总统拜登声称会坚定支持菲律宾,但美国是否会因这场争端与中国海军直接交战仍然存在疑问。中国将继续坚定地维护和捍卫自己的立场,菲律宾也是如此,我们将拭目以待,看美国会做何反应。

2024年4月22日,2024年度菲律宾与美国“肩并肩”联合军演在马尼拉启动。图自澎湃影像

在台湾问题上,西方的传统论调正在面临平衡困境。澳大利亚驻华盛顿大使陆克文(Kevin Rudd)将其描述为,如何在不激怒中国采取单边行动的情况下,威慑大陆对台湾的“入侵”。

陆克文的表述漏洞百出,暴露了西方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首先,这不能被称为“入侵”。如果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爆发冲突,这只能被定义为内战。其次,只有台湾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走向“台独”,中国才会采取单方面行动。如果外部国家选择不支持“台独”的立场或行动,中国采取单边行动的风险几乎为零。

那么,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不同的小型多边合作者的立场如何?例如,澳大利亚在“台湾独立”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如果澳大利亚不支持“台独”,那么就不需要考虑威慑中国的问题,除非它想卷入内战。第三,如果真的担心海峡两岸发生暴力冲突,那么第三方在促进和平方面采取了什么行动?这是否能缓解紧张局势、促进和平,并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事件?

威慑理论局限性较大,无法帮助创造有意义的和平。相反,它有可能引发事态升级和进一步的不稳定。威慑理论在加沙地带的失败就是例证。尽管以色列对哈马斯有压倒性优势,但哈马斯没有被威慑所阻。以威慑为名扩充军备,最多暂时争取到一些时间。鉴于美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限制,继续通过军备竞赛来试图超越对手可能会极其危险。无论如何,以威慑为名追求军备扩张,极有可能加剧地区乃至全球的军备竞赛。这不利于稳定,更不用说促进和平了。

挑衅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很愚蠢

美国已经丧失了其霸权地位,或者至少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力量平衡已经不倾向于美国,以至于它无法再坚信自己的霸权地位坚如磐石。美国没有办法在欧洲或亚洲取得军事升级的主导权,但这并没有阻止美国继续展示力量或夺回霸主地位的野心。当然,这些野心无助于和平。

长期以来,米尔斯海默一直认为,在乌克兰挑起与俄罗斯的战争是愚蠢的。在他看来,俄罗斯是一个日渐衰落的大国,而中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真正的对手。俄乌战争拉近了中俄两国的关系,这在战略上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乌克兰战争将彻底摧毁乌克兰,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整个西方也在慢慢接受这一即将到来的失败。

如果说挑战一个衰落的大国是不明智的,那么挑衅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则更为愚蠢。按照米尔斯海默自己的说法,整个西方没有能力也不愿打败俄罗斯,而中国是比俄罗斯更强大的对手。

当然,无论中俄孰强孰弱,可以肯定的是,两国都很难对付。尽管美国人痴迷于守住所谓的第一岛链,但很有可能,中国高超音速导弹的射程已经远远超出了第一岛链的范围。而俄罗斯的蓝水海军及其核潜艇舰队,目前积极活跃在太平洋地区,并参加了与中国海军的联合巡逻。

在欧洲,美国和西方把乌克兰引上了一条看似美好但实则危险重重的道路。在亚洲,谁会是替罪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演讲时说:“我们准备就绪,我们任务在肩。我们准备好了采取必要措施。”如果借鉴乌克兰的经验,那美国人不太可能会带头冲锋。日本、台湾或菲律宾的军队,任君挑选。如果认真对待库尔特·坎贝尔的主张,那澳大利亚也有可能是一个选择。

在美国例外论的千禧年狂热支持下,那些对缓和关系不感兴趣的人肯定会继续追求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目标。威慑理论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答案。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期望,更不是要说服“大集团”中的战争贩子停止战争,他们不会停手的。在亚洲,有很多人愿意创建和维持一些稳定的机构,以支持经济发展,并为持续的地区和平创造条件。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了提醒他们,要警惕美国冒险行为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冒险活动是美国夺回霸权的垫脚石,终会破坏亚洲的多极化体制。这不符合东盟中心性原则,也不利于亚洲的和平。

(文/ 鲍韶山,译/陈佳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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