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美国佐格尔调查公司显示，有52%的美国人认为为了防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支持政府对伊朗武力打击，而继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伊朗进行了30年以来最严厉的制裁后，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国务卿赖斯都加重了谴责伊朗的言辞，这些都使得媒体再次关注美国将在明年11月大选前军事打击伊朗。而调查也显示有53%的美国民众认为明年11月前美国会打击伊朗。而伊朗以内贾德为首的“强硬派”也做了一些人事调整，准备应付战争。
昨天，俄罗斯外长继普京访问伊朗和宣称美国制裁伊朗是“挥舞的尖刀的疯子行为”后，再次访问了伊朗会见了伊朗总统内贾德对伊朗进行了鼓励。最近，随着美国坚持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狂打“伊朗牌”。而随着美国国会在10月17日授予“藏独”大佬达赖美国最高荣誉——美国国会金奖后，西方国家也掀起了新一轮以会见达赖支持“藏独”的潮流，于是网上很多人继“美国打伊朗、大陆打台湾”讨论后，开始讨论中国要不要打“伊朗牌”的问题。特别是伊朗的《德黑兰时报》今天报道称，伊朗原来与巴基斯坦商谈的输往印度的过境石油管道可能改线输往中国，以及中国官方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后，这种讨论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来自伊朗的石油天然气可能对未来中国“全面实现小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于美国打伊朗的军事上的问题，已经讨论很多了，认为打与不打的人都有很多理由。从金融角度推测，也有一些，比如1个月前我与《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有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从金融角度分析认为一定会打。但是从伊朗政治生态的角度分析较少，更多的信息都是西方“妖魔化”伊朗的。我的一位朋友是中东问题专家，由于他对以色列了解很多，多次前往以色列，原来他也认为美国一定会打，但是他前不久在伊朗呆了一个月后，认为现在不可能打，原因是现在打伊朗会使伊朗越来越强硬（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激进以色列政治家认为要打）。同时，根据他了解，很多理性的以色列政治家认为也不应该现在打伊朗。其实打不打伊朗以色列的分析十分重要，因为在1979年前巴列维时代，伊朗是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而且很多以色列人对波斯文化极为尊敬。所以，以色列对伊朗政治问题的看法值得重视，同时俄罗斯狂打“伊朗牌”过程以及伊朗最近的人事变动，都是分析问题的切入点。
根据以色列情报网站透露，最近俄罗斯普京访问伊朗时，与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依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谈话中俄罗斯送给了伊朗很多“礼物”，包括出售米格-29的发动机、图-214等大型飞机以及建设布什尔核电站等。而在这些“礼物”背后最关键的则是提出了一项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内容没有被完全透露，但是可以分析出来，这一定是由俄罗斯主导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方案。此前俄罗斯提过类似的方案，诸如在俄罗斯境内浓缩铀、或者有俄罗斯专家组与伊朗共同监督在伊朗境内监督核燃料等等。但据说，这个方案被伊朗总统内贾德拒绝了，因为内贾德坚持认为伊朗是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力，不需要任何使伊朗丧失尊严和权力的附加措施。而此举导致了原来伊朗核谈判代表拉尼贾尼的辞职。
作为“蓝血贵族”的高干子弟拉尼贾尼（他父亲是伊朗前议长），虽然是伊朗发展核能的坚定支持者（2003年就是他的母校——伊朗最好的工科院校沙里夫学院的500名大学生最早向政府写公开信要求开发核能的），但他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按照中国人说法就是有“大局观”，因此他倾向于与俄罗斯合作。但是内贾德拒绝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方案后，他只好辞职了。随后西方媒体就此大做文章，称内贾德危险的“边缘政策”已经使其更加孤立。而以色列的分析其实更深一层，他们是在探讨伊朗的元老派毛拉们为什么会容忍内贾德长期的“边缘政策”。从表面上看，普京访问伊朗示好是支持伊朗，而实际上恰恰是内贾德的“边缘政策”为遭受西方再次“围堵”俄罗斯提供了一个战略支撑点，至少是双方都是“雪中送碳”。而昨天被西方媒体称为“突访”的俄外长访问伊朗，在崇尚大智慧的伊朗国内很可能再次为内贾德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支持。
而内贾德的“边缘政策”能玩多久？他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更换了革命卫队司令和核谈判代表？这个两个新人与他一样，都是两伊战争中、或者伊朗人称的“八年卫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这三个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到底会把伊朗带向何方？他们的历史主动性有多大？他们为什么不惧怕与美国开战？伊朗国内的政治走势在美国强力制裁下如何走？俄罗斯下一步怎样打“伊朗牌”？这些都与中国打不打“伊朗牌”、怎样打“伊朗牌”？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上次说到伊朗总统内贾德的人事变动，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新上任的核谈判代表贾利利。贾利利在普京访问伊朗致使美国总统大怒随口说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上任后，西方媒体一致认为伊朗在核谈判中因贾利利的上任变得强硬。这是为什么呢？在伊朗的搏客集群中，有一些贾利利的“粉丝”。在他们眼里，贾利利不仅是一个英雄，在八年卫国战争中失去了右脚，而且英语、阿拉伯语都很好（此前他是伊朗负责欧、美事务的副外长）。最有意思的是一位“粉丝”透露，贾利利喜欢读亨廷顿的书，并在讲话时称亨氏在其著作中将伊朗列为未来能影响世界的国家的前列，在英格兰之前。
此前，内贾德在上次美伊剑拔弩张时将同时卫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贾法里提上来当了革命卫队司令，这次又将贾利利提上来当了核谈判代表，这样，内贾德、贾法里、贾利利三个经过战争洗礼的、有复兴大波斯抱负的政治家，简直就象一个“战时内阁”，尽管他们上面还有“老革命”毛拉们时时授意操控，身旁有拉尼贾尼这样的“兰血贵族”高干子弟把着“大局”，但从目前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上看，这个“战时内阁”至少现在是主流政治力量。在老友也是前辈宋宜昌先生博客里的“波斯系列”中，描述了伊朗起源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伊朗这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崇尚英雄、崇尚智慧。因此，“战时内阁”的民意基础是有的，这也是当初内贾德这个铁匠的儿子不怕民主选举的原因。至于智慧上的民意基础，他们确实给了百姓较高的期望。因为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占主流的原因，很多人知道的都是内贾德对外政策的“狂言”（很多美国媒体在制造打伊朗的舆论），其实内贾德当年竞选打败主张对西方采取温和政策的“老革命”拉夫桑贾尼上台，就是靠一句“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的名言，说穿了就是均贫富。
10月31日《德黑兰时报》第二版，画面上是内贾德与身边两位革命卫队将领，后面是一位宗教领袖。题目是“总统抨击美国毫无意义的单边制裁”。
作为伊朗革命卫队的推举上来的总统——内贾德为什么上来就提均贫富的口号呢？革命卫队是一个军事组织，更是一个政治组织。当年在西方和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支持的萨达姆发动的两伊战争中，革命卫队以其的骁勇善战确立了军事上的地位，这里就包括从平民大学生到战斗英雄的内贾德、贾法里、贾利利。但是在战后以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两任总统主导的十几年经济建设中，革命卫队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直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把伊朗列为重点“邪恶轴心”后，政治影响极大、财力雄厚的拉夫桑贾尼在其儿子（时任德黑兰地铁公司总裁）安排下悄悄会见美国商人，革命卫队才有了机会把一个来首都打工农民工的儿子——内贾德推上总统位置。发展核能是以大学生、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最早的主张，也是拉尼贾尼这样有民族复兴情结的“蓝血贵族”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抱负（他与一些捞钱的贵族后代不一样），内贾德要想在国内实现“把石油收入放到老百姓餐桌上”均贫富的继续革命目标，必然要在核问题上联合这两股力量。加上一批最原教旨的宗教毛拉们的支持（他们一直认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不彻底，政府也允许他们另设清真寺宣传他们的理念），内贾德才得以在总统的位置上得以他的运作。
这是不是真实的内贾德呢？
美国前驻伊朗大使威廉·赫·沙利文在其回忆录《出使伊朗》中这样描述了内贾德——这个进城农民工儿子的青少年时代：由于1973年石油涨价，仅有300万城市劳动力的伊朗不得不在巴列维国王宏大的工业化计划中让大量农民进城打工。那些进城的农民工 “眼巴巴地望着为进行投机买卖建起来代价而沽的高楼大厦空着无人住，而自己在德黑兰南部的贫民区，十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看到政府官员和中产阶级乘坐着有专职司机驾驶的奔驰车在城里来来往往，自己却因为公共交通严重不足而拼命挤车。他们的失望和不满是大量的，而能使他们感到宽慰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内贾德这个居住在德黑兰南部贫民区的农民工儿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伊朗高考第97名的成绩考入德黑兰科技大学的。1979年，当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巴黎小公园里发出伊斯兰革命号召时，在大学里的内贾德自然积极投入加入了。因为任何革命都脱不掉均贫富这样的动员。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想视角下的内贾德。而以一个审视政治家的视角来看内贾德，他是不是抓住了美国入侵伊拉克、经济建设中的贫富差距、伊朗年轻人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象征——利用核能、伊朗传统文化中对英雄和智慧的崇尚等这些机会，或者说核问题和均贫富只是他的政治手段而不是目的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说清楚，伊朗人恐怕只认结果，而对于伊朗以外的大国而言，可能只看伊朗能不能给自己提供“打牌”的机会，以及能不能尽快把伊朗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和俄罗斯当下对伊朗截然相反的态度，显得十分有意思。似乎是在把内贾德从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理想主义者加政治家的人，变成一个21世纪的政治偶像和政治明星。
在国际关系中，最难的就是真正了解对方国家内部的真实情况，而国家、特别是大国外交政策的微妙变化，却恰恰是其国内情况的反映。如果说伊朗内贾德试图用坚持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在国内推行“把石油收入放回百姓餐桌上”的均贫富政策的话，那无疑是在伊朗进行一场土改式的底层革命，而这必然遭到国内无数即得利益集团的抵制，所以美国现在将制裁对象对准了革命卫队，同时最新的军事打击计划中的目标也是革命卫队。说穿了，就是以孤立支持内贾德的革命卫队，造成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此内贾德只能推行更为强硬的“边缘政策”，因为越是临近战争，政府进行战争动员前提就是必须将利益向广大民众倾斜，此时国内的即得利益集团除了等待内贾德出现重大纰漏，而不能在民族大义面前阻止内贾德将利益向底层民众倾斜的政策。而普京最近狂打“伊朗牌”，实际上也是在与美国摆开一个对抗的架势，进而将国内的资源向发展军工倾斜，以补偿原苏联解体后军工产业停滞、恶化的状况（俄罗斯军工发展现在是第一副总理主抓）。
也就是说，俄罗斯与伊朗之间的相互“雪中送碳”，都有解决国内问题的因素。即压制国内的“右倾依附”政策，或要均贫富或要加速发展军工。
如果这样理解俄罗斯狂打“伊朗牌”背后的东西，中国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我在
嫦娥一号与中国航空母舰一文中已经说过：当年我们为了给人民勒裤带优先发展军重工业进行生活补偿，削减了一些包括军工在内的投资大、工期长的大项目而上“短、平、快”的小项目，以及促进农业、轻工发展，达到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收到理想化的较为平均、公正的分配效果。具体的说就是反映分配差距的吉尼系数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0.23上升到了现在的0.46。而其中前10年节支的3000亿左右的军费开支，并未用作军转民技术改造和装备技术升级投资，而是弥补的了政府赤字。结果人员实在减不下去了，就减装备采购研制和训练费，预算内军费不足就只能让军队经商。这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的。以建造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先进水面舰艇的产业基础为例，由于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低端产能过剩、为消化劳动力而盲目引进竞争对手（韩国、日本）的资金以消弱我方造船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都是一些负面影响的延续。
但是从工业化进度和内部遇到的问题来看，中国比伊朗和俄罗斯调整的空间和时间都要大一些、多一些。因此在调整分配差距和加速补偿军工发展滞后的损失上，也许中国还不需要狂打“伊朗牌”或“俄罗斯牌”以制造外部紧张来调整国内的利益格局和资源倾斜方向。也就是说，如果能真正落实和谐社会、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寓军于民这些政策指向，让我们的军工产业都补好航天产业发展的“课”，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比伊朗和俄罗斯应对危机的时间可能会更充裕一些。但是，时间也不多了，有些事情如果只说不做，恐怕到时真的要狂打“XX牌”了。（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