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在当前中东剧变中，许多阿拉伯国家忙于自保，无暇顾及在地区舞台上发声。相形之下，卡塔尔作为海湾小国，其外交举动反而十分抢眼。中东大动荡之际，卡塔尔正好担任阿盟轮值主席。在其引导下，阿盟与西方联手，积极干预中东事务。

　　在利比亚问题上，卡塔尔不仅牵头参与通过联合国(微博)制裁卡扎菲政策，还直接出兵联手围殴卡扎菲政权。在叙利亚问题上，卡塔尔积极参与孤立和制裁巴沙尔政权、资助叙利亚反对派。在2月4日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上，卡塔尔直言解决叙利亚危机应考虑“所有选项”，其中包括直接进行武力干预。此外，卡塔尔还在也门和突尼斯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有人认为，卡塔尔“几乎在所有阿拉伯世界的冲突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卡塔尔过去的外交政策就十分另类，但这次联手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频频上演“兄弟阋于墙”的怪现象，还是让世人大跌眼镜。阿尔及利亚《新东方报》曾撰文指出，卡塔尔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积极表现有些“莫名其妙”。

　　小国家大国梦

　　有人用“拿破仑情结”来形容卡塔尔当前“小国家，大外交”的表现。卡塔尔领土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00多万人，属于典型的弹丸小国，但其外交政策却大开大阖，俨然是地区大国的模样。因此用“拿破仑情结”来解释卡塔尔的外交行动似乎也不为过。不过，后来研究表明，高个子男人更易在矛盾中具有攻击性，矮个子比高个子更有暴力倾向的“拿破仑情结”的说法不能成立。同样的道理，用这种说法来解释卡塔尔的外交行动，确实有些简单化了。

　　事实上，卡塔尔当前外交如此活跃，显然与中东剧变的大背景有关。2011年开始的中东剧变使地区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是中东共和制国家普遍陷入政权危机。埃及过去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但现在却因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及接踵而至的政治转型，无暇顾及在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由此使中东持续了几十年的由共和制国家主导地区事务的格局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海湾君主国则因祸得福，其在凭借自身厚实家底及西方扶植度过首轮政权更替潮后，传统优势日趋凸显：首先是经济影响力凸显。政局持续动荡使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非产油国财政捉襟见肘，外汇日趋枯竭，经济日趋陷入恶性循环。而海湾国家却借地区局势紧张造成的油价飙升之际，赚得盘满钵满，使海湾君主国相对于共和制国家的财富效应更为凸显。卡塔尔更是以人均GDP高达9万多美元而成为世界首富国家。

　　其次是外部政治环境更为有利。2011年3月以来，西方借中东动荡不断加大对该地区激进国家的干预和打压，同时其对海湾君主国做大态势则乐见其成并竭力扶助，这种外力干预使地区力量此消彼长态势进一步加剧，这使海湾国家在地区发挥影响力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最后，海湾国家的组织优势更加明显。相较于分散无力的阿盟，由海湾6国组成的海合会是中东地区目前内聚力最强、行动效率最高的地区性组织。在此轮中东动荡中，海合会国家“抱团取暖”，并接纳约旦和摩洛哥为成员国，进一步增强了海湾国家在地区政治舞台上折冲樽俎的分量。

　　换言之，正是中东力量格局几十年不遇的颠覆性变化，为包括卡塔尔在内的海湾国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契机。而当前海湾国家在中东事务中表现活跃，实际就是要借机填补地区权力真空，实现“小国的大国梦”。

　　小马难拉大车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大国外交”是要实力，也是有基本标准，而不是“敢为天下先”就是大国外交。卡塔尔当前的外交政策看似有大国风范，但卡塔尔小国寡民的地缘特性，决定了其推行“大国外交”只能是“小马拉大车”，这次外交尽管风头占尽，但反而更加暴露出其小国政治的依附性特征。

　　从安全上看，卡塔尔此前就将安全基本外包给西方大国，卡塔尔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而在当前借助外部大国对付本地区国家过程中，尤其是在武力干预利比亚时，卡塔尔充其量扮演的不过是帮手的角色，根本谈不上军事影响能力。

　　从经济上看，目前卡塔尔经济高度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其海外资产大部分也都投向欧美国家，由此其与西方形成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些海湾国家在当前中东动荡中与美欧结成三角同盟，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海湾国家无论是石油出口，还是剩余资本投资，都明显依托美欧市场。

　　在价值观上，卡塔尔政府资助成立的半岛电视台，尽管一直以独立报道自诩，但其政治理念仍是“民主/独裁”、“自由/压制”等西方主流媒体惯用的叙事方式。而甚少从“霸权/反霸”、“安全/独立”、“民族/国家”等中东国家的现实关注思考问题。正是这种话语体系的依附性特征，使其很容易误导阿拉伯民众、掩盖西方干涉中东事务的霸权实质。

　　卡塔尔外交如此活跃，实际也是想依托海合会和西方，在中东扮演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角色。这种进取心理可以理解，但坦率地说，卡塔尔这样的国家缺乏成为地区大国的潜质，更难担当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重任。首先是其地缘政治方面的先天不足。除沙特阿拉伯外，其他5个国家总面积才42.5万平方公里，属于典型的小国寡民，这种前提使其缺乏成为地区大国所应具备的起码的国家潜力。其次是依附性生存的政策缺陷。这些国家在安全、经济乃至价值观上都极度依附西方，由此决定了其既不可能实现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也不可能对西方在中东的霸权政策和行径敢于说“不”，更遑论采取有强制力的实际行动，由此使其无力承担阿拉伯民族复兴的重任，无法赢得多数国家和普通民众发自心底的尊重。对这类国家来说，其所能扮演的最好角色就是继续充当掮客，在各种力量之间穿针引线，否则只会“画虎不成反类犬”。

　　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应

　　从这一意义上，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在中东动荡中的活跃表现，实际更多充当了西方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洛伊木马”的角色，而非真正的地区大国应有风范。当前中东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卡塔尔与西方里应外合干预中东政治转型，其负面影响显然大于正面效应。具体说，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加剧地区政治动荡，“中东剧变”演变成“中东乱局”。2011年中东剧变本来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内生性革命，其中内含了实现国家富强的历史进步诉求。不过，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有其自身规律，有个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例如在此前的利比亚，如果没有外部武力干涉，利比亚政局动荡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就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即将平息民众抗议之际，海湾国家与西方联手对其进行武力干预，强行实现政权更替。

　　但卡扎菲政权倒台使该国出现巨大权力真空，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内，利比亚就由非洲最富裕稳定的国家，一跃成为政治无序、经济凋零、社会混乱的代名词，并出现了伊斯兰极端势力上升、王朝复辟势力蠢蠢欲动、部族分离意识重新抬头，社会进步成果面临得而复失等恶兆，尤其是3月6日利比亚东部宣布自治，使该国面临全面分裂危险。叙利亚问题也是如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外部势力推波助澜，叙利亚政局不至于长期动荡，伤亡人数不断上升。从这一意义上，卡塔尔积极参与的这种外部干预，并非一种建设性力量，而是使“中东剧变”日趋变成“中东乱局”的破坏性力量。

　　其次，加剧阿拉伯世界分裂内讧状况，使阿拉伯民族复兴希望越来越渺茫。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繁荣强大，总的趋势就是必须要走统一、团结、联合等“合众为一”的道路。反之，分裂、内讧、各自为战则是国家或地区走向衰败和奴役之路的必经之途。中东地区之所以长期成为动荡、冲突、战争的代名词，成为西方大国肆意妄为的权力竞技场，就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破碎，而且至今阿拉伯各国内讧不止。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世界要实现民族复兴，只能像当前欧盟那样走联合自强之路，或至少要确保阿拉伯国家间不发生使外部势力乘虚而入的内讧。

　　而卡塔尔领衔海湾国家，并联手西方共同打击地区国家，正好与这一主潮流背道而驰。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已经使伊拉克形成逊尼派、什叶派、库尔德人势力三足鼎立态势；2011年初，前苏丹被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而2011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被西方武力推翻后，利比亚也出现了“软政权化”乃至国家分裂前景。可以想见，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再被推翻，该国很可能重蹈伊拉克和利比亚的覆辙，使阿拉伯世界地缘版图破碎化趋势进一步加剧，使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化、边缘化处境永久化。

　　这种负面效应的出现，西方大国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没有包括卡塔尔在内的部分阿拉伯国家的积极配合，西方干预不可能这么顺利，这么肆无忌惮。从这一意义上说，卡塔尔等国充当了西方在中东的“特洛伊木马”角色，起到了西方和以色列都起不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