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信息革命，自70年代以来得到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发展，这一“信息化”过程正伴随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整体转型，各国的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种新变化中，劳资关系体制的变化最为引人注目。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于二战后的“黄金时期”形成的以“三方体制”为核心的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逐渐解体，资本发起一场针对劳工的单方面的“阶级战争”，劳资关系双方整体面貌上的疏离和对抗即“离斥”特征表现得日益突出。
一、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新变化研究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资关系理论，是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新变化的主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是奠基在科学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的。这一理论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全面系统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了劳资关系的实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关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研究，是从分析劳动力商品开始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对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起点，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深入揭示劳资关系的实质。作为经济关系的劳资关系，即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对这种经济关系进行了透彻分析和揭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增加剩余价值的两种主要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着重考察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经历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研究了与这三个阶段相适应的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由形式隶属发展到实质隶属的历史演进。同时，马克思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的研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过程。
由原始积累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可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日起，劳资关系始终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特别地，马克思在区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隶属和实质隶属并考察由前者到后者的发展中，实际上已经涉及对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具体形态或具体体制的研究，这是我们今天进行“劳资关系新变化”研究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之一，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劳资矛盾的本质及其具体形态。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确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充分展开和暴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自那时以来，资本主义在其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内部矛盾的推动下，发生巨大的变化。就劳资间的阶级关系而言，一方面，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依然是劳资关系的本质特征，两大阶级的利益矛盾没有本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受制于马克思所揭示的基本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这种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却在发生变化，或紧张对峙，或相对缓和，劳资争议的内容更为广泛和具体，争议解决的手法也更加多样化。对于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劳资关系整体表现之差异的关注，正是劳资关系新变化研究力图要揭示的。
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劳资关系，包含着劳动与资本这两个对立面。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劳资关系的研究，从方法论上为我们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切入方式：第一是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SA School)和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这两个学派在方法论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从资本一极入手，视劳动一极为被动地适应资本要求的客体;第二是意大利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学派，这一学派强调劳动一极，着力论证劳动相对于资本(及政府等)而言的自主性(autonomy)而非依赖性。我们认为，在劳资关系及其新变化的研究上，应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倾向，将劳动与资本结合起来予以具体分析和辩证考察。
应该指出的是，在研究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及其新变化的方法论倾向上，我们与马克思的理论倾向也有某些差异。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作为例子，但它是关于资本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布雷夫曼(Harry Braveman)曾指出，在马克思那儿，分析目的是确立一些基本原则，而不是推测这些原则在长时期里继续发挥作用可能产生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作用的历史已经足够长，他并不关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长期延续中可能发生的演变。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总是不时地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取代资本主义之未来的生产方式进行比较，其他的则处于次要地位。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在马克思那儿较不重要处于次要地位的那些部分，却日益成为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重点。我们现在需要考察和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在长期延续和演变中呈现出的具体的历史特征，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劳资关系演进的历史差异或地理差异。
二、劳资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包含着多种具体关系的统一整体即关系体系。“资本作为物质财富的一种社会形式，体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包含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方面，资本体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体现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剥削关系是竞争关系的基础，在以剥削雇佣劳动为手段，以追逐利益为目的的私人资本之间，竞争关系是必然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两个方面中，以雇佣劳动制为核心的劳资关系 是资本主 义 生产关系的本质。
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劳资关系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而这一关系在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是在资本家购买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商品之后开始的。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商品，看重的是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能创造超出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但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只是获得了“剥削的可能性”，取得法律意义上对于劳动力的使用权和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至于将这种剥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最大限度地从工人身上榨取到剩余劳动，则有赖于资本家对直接劳动过程的管理，以及对工人的控制和监督。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关涉到研究劳资关系之本质和现象两个层次的问题。在本质层面上，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家两大阶级的关系，它们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和核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主体。在现象层面上，劳资关系在一定历史时期会有具体的表现形式或对抗斗争形式，如具体的劳资纠纷、劳资冲突、劳资争议及谈判等等，并在一个历史时期呈现出某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形式，即形成某种特定的劳资关系体制。
作为矛盾统一体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如其他辩证矛盾一样，其内含的劳资双方两个对立面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两个对立面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共同作用，就是劳资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容。这一矛盾双方的斗争性表现为：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即雇佣劳动者，作为矛盾统一体的一方，内在地趋向于抗拒其被剥削的命运，在工作场所的内外对于资本的强制都进行着无声的或有声的、激烈的或温和的斗争，其斗争形式包括控制/放缓劳动节奏、怠工、破坏、罢工乃至政治斗争等。而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另一方，资本及其人格化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面对着工人在生产场所内外的反抗和抵制，同样会主动或被动地以各种手段来化解、粉碎或弱化工人的对抗，并不断改变其管理手段和技巧。
同时，这一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则意味着在劳动和资本双方之间的互相依存和贯通，“资本和劳动的职能是相互依赖的”，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具有对抗性的同时又具有合作性。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得矛盾统一体整体得以持续存在，也使得矛盾双方的斗争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布洛威(Michael Burawoy)曾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在生产场所内外对于生产秩序和统治秩序的认同或同意(consent)的意义，认为在资产阶级维护其生产秩序和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主动或被动的“同意”是必不可少的。
对劳资关系矛盾双方之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同等承认，是我们开展劳资关系新变化研究的重要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新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每种具体劳资关系体制内部劳资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时又是旧体制不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而被新体制取代的过程，是旧体制解体的结果。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旧体制的解体是由资本应对劳工的抵抗而采取行动引起的。为遏制劳工的抵抗和利益要求，资本通常会将新的组织、技术和制度引入劳资关系，重组生产过程，将前一体制中工人阶级所形成的组织、力量和权力予以解构，一段时间后使劳资双方之间重新形成某种新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或体制。我们将这种解构和重构的矛盾运动过程统一称之为劳资关系的重组。从这种解构和重构的辩证运动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资关系，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的重组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仍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阶级矛盾。不同的“劳资关系”体制的区别，主要在于资本家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景和力量对比条件下，双方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综合表现的差异。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级对抗的程度和表现形式的差异，如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所概括的：“阶级对抗总是采取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剧烈的程度和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通常它严格地限制在一些眼前的、具体的和‘经济的’要求上，形成雇主和雇佣劳动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正常’类型;罢工就是大家熟悉的这种类型之一。阶级斗争也可能在‘文化’领域中进行，这方面的斗争的确是长期的;在传播不同的和对立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观点方面，存在着长期的斗争。阶级斗争也可能在‘政治’领域中进行，并使得现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安排都成了问题。当然，阶级斗争既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又可能采取暴力的方式，并可能由这一方式变为另一方式，或由这一水平变为另一水平。”
这些历史的差异和不同，要求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时，同时关注劳资双方在工作场所内外的互动，而不将任何一方视为完全被动而受制于对方的客体。人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倾向就是视工人为完全被动的受资本压制和控制的客体，而忽略工人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种倾向往往忽视或贬低工人的斗争和反抗，特别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本强制的抗拒，从而片面认为所谓的管理技巧的进步，只是缘于资本的单方面选择和决策。实际上，历史上资本在管理技巧上的每一次“进步”都源于劳资双方的对抗，特别是缘于资本为化解工人阶级在生产场所内外的抗争而发起的行动。美国激进派学者爱德华(RichardEdward)曾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机制中，劳工并不是被动的，劳动过程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着重要的作用;当代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控制模式并非资本家单方面行动的结果，而是在遭到工人反抗即遇到控制危机后逐渐发展出来的。
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迫于工人阶级漫长的抗争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挑战的压力，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形成以“三方体制”为核心的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这一体制成为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前提。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体制逐渐解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发起了一场针对劳工的单方面“阶级战争”，劳资关系矛盾双方即资本与劳动之间日益表现出疏离和对抗即“离斥”的特征。
(一)二战后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形成
所谓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指二战以后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以所谓“三方体制”为核心的劳资关系体制。这二三十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形成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之一。
在这一时期，劳方和资方都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经过19世纪中晚期以来各国工人阶级漫长的抗争，各发达国家的劳资双方先后于20世纪30和40年代达成各种“和平”协议，从法律上开始确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确保加入工会的工人的工资稳定增长，同时各国逐步建立日趋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这些和平协议有助于各国劳资关系的相对稳定和劳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在形式上与劳资双方拉开距离，由过去一味顺应资本的要求而转变为劳资双方的中间人和调解者，为确保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努力将劳资冲突或争议纳入到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之内，从而形成所谓的“三方体制”。
这种三方体制，在欧洲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的形成和巩固，曼德尔(ErnestMandel)称这种趋势为“制度化的阶级合作的趋势”。二战后的美国，也同样进入“产业和平”期。吉尔伯特(Dennis Gilbert)这样描述美国二战后产业和平的来临：“如果说30年代代表一个明显的阶级冲突时代……那么，战后的10年就是制定停战细则的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工会在经济核心部门的蓝领工人中已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在这种体制中，只要不干涉企业的核心控制权和管理权，通过劳资协议，劳工可以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工资和福利，普通劳工的实际生活水平得以逐步改善。而对于国民经济的边缘部分——小型企业、分散的经济部门和落后地区(尤其在美国南方)——来说，激烈的产业冲突已基本消失。
这一时期，劳工的影响在竞选和立法政治中的作用比在工作场所中的作用更为有力。二战后，美国虽然未出现劳工自己的政党，但劳工已成为民主党和大批自由派的社会经济纲领的主要支持力量。劳工组织和民主党的关系尽管是非正式的，但也逐渐接近于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劳工运动积极分子的政治目标是“完成由‘新政’开始的转化，使民主党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美国人的政党”。
劳工的政治积极性表现在竞选和立法两大领域。劳工组织支持自由派的候选人，筹集竞选活动费用，征集成千上万竞选运动中的工作人员。在华盛顿，劳工组织维持着一个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这个集团在争取通过有关诸如民权、最低工资保护、公共就业计划、医疗卫生、穷人营养计划以及职业卫生和保险之类的自由派立法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立法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下层居民。
应当强调的是，这种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形成，是在此前历史时期中工人阶级力量得以增强并达致劳资间力量均势的结果，也是各国资本主义出于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竞争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的让步政策;它同时也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资本利润率的上升。因此，这种所谓协调，并非出于资本家阶级的好意或恩赐，而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当然也需要工人阶级的自觉“认同”和克制才能维持。
(二)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解体与劳资关系“离斥”特征的呈现
20世纪60年代末，美法德等发达国家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史称“68年革命”。这场波及范围广泛的社会运动给予富裕而稳定的西方社会以极大的冲击。同时，由于二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上涨并开始侵蚀资本利润，20世纪70年代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危机，加上国际竞争空前激烈，更加剧了资本利润率的下降。
在这种背景下，劳资双方之前在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所谓“共识”和“协调”开始被打破，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逐渐趋于解体。“在‘黄金时代’期间，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制度——美国的劳资协定、日本的就业体制、西欧的福利资本主义等等，现在到处都面临着挑战”。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及其政权为恢复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回应和遏制劳工群众的挑战和威胁，开始借助逐渐兴起的信息技术，发起一场针对劳工的“阶级战争”，这场战争是资本对劳工的反击，在政治上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复兴，从而在劳资关系整体运行中逐渐呈现出以疏离和对抗为主要内容的“离斥”特征。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各发达国家劳资双方的力量均势发生逆转，形成资本进攻和“劳工沉默或退让”的态势，资本于各种场合都力图削弱劳工在前一历史时期已经取得的各项权益。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的这轮重组，主要是在资本对劳工进攻的背景下进行的。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在1973年至1974年经济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资本推行劳动力的重组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为了商业利益，对经营管理和组织劳动力之间关系进行质的调整;第二，根据策略变化和公司利益，通过对工作环境的改变，区域和地域的灵活化、网络化分布，转包契约化以及持续的对工作条件的重新界定，从而全方位地提高劳动力的灵活性和质量。”在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而进行的重组中，引入信息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工具。使用信息技术为资本提供了更广泛的可供选择的管理方式，扩大了资本管理和控制劳动的选择空间，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布局提供了可能。
这主要表现为：将费用昂贵或不符合管理要求的工作加以自动化;将劳动密集或成本较高的工厂或生产环节转移到或“外包”给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与中小企业签订外包契约，等等。所有这些产业结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调整，大大削弱了工人阶级反抗的力量，推动了新的劳资关系体制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整体态势的这种新变化，许多左派学者都注意到了并做出了类似的概括。例如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指出：“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的阶级斗争是单方面的，资本不断向劳工进攻，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耶茨(Michael D.Yates)作了类似的表达：“资本主义富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向工人阶级发起凶猛进攻，工人屡屡挫败。”奥哈拉(Philip Anthony O’Hara)则详细总结道：“在过去的25年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严重经济衰退的出现、公司规模的大幅削减，以及新技术被使用本身，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企业降低工人阶级对工资谈判结果和生产状况变化的影响能力的手段。美国的经济环境从工人拥有相对较高权利的状态，变成目前资本家手中握有优势权利的状态。同样，目前在美国正在建立的灵活生产系统的作用已经被夸大了，因为在现实中，标准产品、批量生产和泰勒主义的工作方法仍然被广泛使用，实际情况比许多人认为的更为普遍。”
这期间，各发达国家政府针对劳资双方的立场发生明显的逆转，由所谓中立的协调者转为更为偏向资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劳资关系重组的标志性信号有二：一是1981年美国总统里根采取强硬手段应对美国航空调度员的罢工，撤销其工会，把所有罢工者列入未来联邦政府禁止雇用的黑名单;二是英国保守党政府总理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的煤矿工人罢工进行残酷镇压，更是“宣告了一个使英国职工大会处于守势的劳资关系新时代的到来”。结合对政府立场和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的评价，奥哈拉对美国政府在劳资双方之间这种立场的转变作了更明确的描述：“最近几届政府都曾有效地遏制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利。工人工作条件在逐渐恶化，工时不断延长，而且每个家庭需要有更多的成员就业才能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过去20年中，工作安全性在下降，就像工厂里工人权利在下降一样，而且生产监督人员和直接生产工人的比率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工人相对于富人来讲收入越来越少，稳定性越来越差，拥有的权利也越来越少。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工人生存条件逐渐恶化的现象与50年代和60年代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这种资本主义劳资关系整体态势的逆转，意味着二战以来形成的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的解体和劳资关系新变化和新特征的呈现。资本借助于信息技术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通过全球范围的运作即所谓经济全球化，大大地强化了自身的力量。而劳工则日益处于不利位置，被迫接受低于既定水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集体谈判中甚至出现了劳方有关工资的“自愿”缩减。工人阶级于前一历史时期获得的权利和利益被逐渐消解和剥夺。劳资双方的矛盾关系整体上呈现为一种“对立”而非“冲突”的态势，表现为双方的“疏离与对抗”即“离斥”特征的呈现。这种“离斥”特征更多地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工力量的整体衰落上。
四、结语
与二战后“黄金时代”形成的协调的劳资关系体制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劳资关系“离斥”特征的新变化，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对劳工进攻的单方面的“阶级战争”，相应的则是劳工力量的削弱与分散和劳工的沉默与败退。二战以后劳工和雇主之间形成的分享生产率增长成果的相对“和谐”状态已经消失。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资本的攻势，各发达国家工人运动处于低潮，劳资冲突的数量逐渐减少;罢工不再是工人斗争的主要手段;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和罢工强度不断下降;工人的阶级意识也日趋淡薄。这种资本向劳工进攻的单方面阶级斗争，使得情况俨然回到了二战前。现在劳资关系呈现出的“离斥”特征，完全不同于二战后黄金时期劳资关系体制的“协调”特征。这种 “离斥”特征，既鲜明地表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这两大阶级在利益上的某种不可调和性，也表现了这一时期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退让、孱弱与无奈，而不是抗争。
应该指出的是，在经历了30余年的退让以后，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再次有所显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遭受资本多年的强势进攻和伤害后，各发达国家的劳工运动开始有所复兴，主要表现为规模比较大的罢工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陆续发生，如法国1995年的运输、邮政及电信员工罢工、2005年岁末的骚乱和2006年年初的“学潮”，美国1997年的邮政快递工人罢工、2005年岁末的纽约公交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2006年3月的百万市政工人大罢工和2011年11月的200多万公务员大罢工，欧盟(德国)2013年5月底的“占领法兰克福(欧盟央行所在地)”等等。这要求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历史和现实表明，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确实呈现出一定的高潮和低潮的交替。马克思主义认为，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这两大阶级的关系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劳资关系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劳资关系“离斥”特征的新变化同样是劳资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和表现。在关注和研究这种新变化的同时，也要求我们再次强调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工人阶级仍负有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历史使命，仍是是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力量，也是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要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亟须吸取以往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克服自身的不团结和不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指导，寻求与其他各种进步社会力量的广泛联合，同时加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文化斗争。我们确信，不管历史进程如何曲折、复杂，社会进步的潮流始终是不可抗拒的，人类的未来必定更加辉煌灿烂!(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