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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辜鸿铭论官官、商商

作者:刘润为   来源:红色文化网  

读《辜鸿铭讲论语》笔记

(之一)

刘润为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是一个特殊、复杂而又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他幼年西渡,饱受西方文化熏陶,却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他热忱地向西方宣扬中国的儒家文化,同时也把一夫多妻、妇女缠足之类的痈疽当作宝贝炫耀;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他为中国富强开出的药方却纯属北辕适楚之类……

朋友知道我对辜鸿铭有兴趣,便在今春送我一本《辜鸿铭讲论语》。书是新的,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2022年第18次印刷。出于对朋友一番好意的尊重,也出于进一步了解辜鸿铭的需要,我撂下其他不打紧的事情,用了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把它读完。

求实地说,辜鸿铭讲《论语》,其信达雅的程度并不高,就整体而论,既不如古之朱熹,也不如今之杨伯峻先生等人。当然,自古至今,谁也不敢说自己对《论语》的所有解读都是准确无误的,这位辜先生的问题在于在不该出错的地方却出了不少错。比如“礼”,他一律释为“文学艺术”或“艺术”。当然,在春秋即孔子时期,“礼”确实包括大部分文学艺术,但它又不止于文学艺术,而且其主要功能也不是审美,而是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统治秩序。又如,他把“巧言令色”中的“令色”释为“举止优雅”,也是不确切的。孔子的原意应当是“装出来”的或“做作出来”的“举止优雅”。这和今天人民群众嘲讽某些善于作秀的官员、学者为演员、影帝的意思差不多。

这本书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经常把中西的相关文化对照着进行讲解,从而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比如在讲到中国人“宁静祥和”的心态时,引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丁登修道院》(国内一般译作《丁登寺旁》)中的一段诗句。它的好处是除了让读者对“宁静祥和”的心态有更细腻的体会外,还从一个侧面领悟到中西文化间也有相通的一面。

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联系实际。比如在讲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作者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发挥。这段话是用文言写的,出版社的编辑又做了基本准确的翻译。为了节省读者的时间,这里直接引用翻译过来的白话文:

曾国藩回复刘印渠(引者注:当为荫渠,即刘长佑,湘军将领,曾提出乘日本维新未成之机击灭日本的方略)的信中说:“自从王安石因为讲求利被正人君子所指责诟病后,后来的君子之人全部躲开理财的名声,把不牵涉财产有无、多少当作高尚的事情。实际上,解救危机、报效国家,绝不是坐在那里空谈清贫能做到的。”叶水心(引者注:即叶适,南宋官员、学者,以重功利之学闻名)曾经说:“仁人君子不应不通晓理财”,实在是适用古今的通论。我认为理财当然不可以不讲,但是看现在的中国所说的理财,其实不是真的理财,只是争财罢了。从实际上来说,我国讲理财几十年了,真正得到了财富的,只有洋商、买办、富豪、资本家了。以前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认为:今日中国想要通晓理财的道理,必须加上一句,官官,商商。因为现在的中国,大半官商勾结一体,密不可分,这也是天下百姓几乎都成为饿殍的原因了。《易传》曰:“损上益下,谓之泰;损下益上,谓之否。”只有真正领悟这句话,才能明白理财的本质。

应当说,这段话很是切中晚清的一种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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