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作为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理所当然的。传主马文瑞是我们素所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忽培元是不可多得的红色作家，又是我们研究会的副会长。为这样的红色作品鼓呼，是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的份内之事。

　　我与马老和培元同志相识于1993年，当时我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马老为了了解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曾通过培元同志邀我去他家里交谈。正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马老在培元同志的协助下写出了《我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并经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当时文艺界几乎听不到批评的沉闷空气中，马老的文章犹如高空鹤唳，引起极大反响。记得邓友梅同志曾专门打电话问我：“中央是不是安排马文瑞分管文艺工作了？”后来，我的《评长篇小说<习惯死亡>》一文曾送马老审阅。马老表示了明确的肯定态度，并建议有关领导同志给予支持，使这篇东西得以公开发表。由于这样的前后两件事，我和马老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有时是他邀我，有时是我邀他，谈话内容则海阔天空，没有任何禁忌或保留。这样的忘年交一直保持到马老辞世。

　　从马老留给我的印象来看，《苍生三部曲》对马老光辉一生的状写是准确的、成功的。可以说，作者真正走进了马老的生活、马老的内心世界。例如，作品中有不少关于马老的心理描写，这些都是得到马老认可的。据说，马老也曾好奇地问过培元：你怎么能把我当时的心理活动揣摩得那么准？这充分说明，培元同志和马老在精神上的契合已经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由此看来，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不仅适合于文学鉴赏，也适合于文艺创作。对于传记文学的创作来说，作者应当从对传主的整体把握出发，以自己的人生体验为依托，去探测传主心灵深处的景象。没有这样的硬工夫，那个传记文学肯定是写不好的。

　　从培元同志的书中可以看到，马老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十分生动、十分深邃，简直像汪洋大海一般。那里有波澜不惊的淡泊和旷远，也有云霞出海的灿烂和壮丽，更有波涛排空的磅礴和激越……不单调、不刻板、不靠表演来伪装自己，正是许多中青年喜欢和马老接近的重要原因。但是，就其本质和主导方面来说，则是那种为了劳动群众而敢于担当的精神。这也是我从与马老多年的交往中概括出来的认识。在他那里，劳动群众就是天，就是上帝，就是评判是非曲直的最高尺度。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劳动人民的主体观和价值观，并非仅仅存在于理性层面，而是已经转化为情感、情绪的形式。听到对劳动人民有好处的消息，他会流露出孩提般的喜悦；见到劳动群众受损害的现象，他会感同身受、怒火中烧。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他说：前些日子我到陕北看望当年的一个“堡垒户”。主人在诉说了当地一些干部的种种劣迹以后，就冲我来了。他说：老马呀，你们当年搞革命那会儿，从我们这里过，我们管你们吃、管你们住，从来不问姓甚名谁。为啥？保护你们呀。早知道你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时就该把你们交给国民党哩。我听了这话，感觉像五雷轰顶一样，许久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位老人说的是气话，他是气他身边的一些干部不争气呀。如果我们党再不痛下决心整顿，我们真的会成为我的那位老乡李自成啊。1947年，毛主席给佳县县委的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我们的座右铭、生命线啊。我至今仍然记得马老说完这番话的凝重表情。正是因为劳动群众在马老的心中至尊至重，所以他才敢于为了他们的利益而不计得失、毁誉和生死，义无反顾、一往无前，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改革时期也是这样。可以说，马老的一生，就是为广大劳动群众争权、维权的一生。1993年，马老作为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曾屡折不挠地为被禹作敏一伙活活打死的无辜农民申冤，直至犯罪团伙落入法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当时，对于禹作敏的案件，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这样的政治勇气的。概括起来说，真实、生动地传达出马老那种为了劳动大众而敢于担当的精神，是《苍生三部曲》最为闪光的价值所在；而这种精神本身，则是马老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给我们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毛泽东曾谆谆告诫全党：“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5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打倒敌人的方式，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以革命为纽带，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劳动群众联结成命运的共同体；正是以革命为阶梯，广大劳动群众把中国共产党推到了执政的地位。不否定革命，就不能剥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不剥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就不能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不能打倒10多亿劳动群众；不打倒10多亿劳动群众，国际资本和国内买办便财不得发、福不得享、威不得作，永远不得开心颜。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精明的盘算，国内外敌对势力才那样一窝蜂地把矛头对准革命。不但新民主主义革命被他们骂得狗血喷头，就连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洪秀全的农民革命也被他们涂抹得一团漆黑；不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被他们打得粉碎，就连跟随毛泽东的普通战士他们也绝不放过。什么狼牙山五壮士“偷萝卜”呀，邱少云是“单面烧烤”呀，雷锋“嫖娼”呀，如此等等，极尽造谣诽谤之能事。其态度之轻薄、手段之下作，深为世人所不齿。应当说，这种“反革命”的扩大化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对革命也有几分害怕了。他们的那种微妙心态，很像两千多年前的汉景帝。

　　据《汉书·儒林外传》载，有一天，辕固和黄生两个理论家在汉景帝面前进行了一场关于“革命”是否合法的大辩论。黄生说，商汤、周武的革命并非顺承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弑君篡位，没有任何合法性，应当彻底否定。辕固说，不对。夏桀、殷纣无道，坑害百姓、祸乱国家，搞得天怒人怨。商汤、周武顺应老百姓的意志推翻暴君统治，在老百姓的拥护下取得执政地位，这不是顺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脚上。尊卑、上下是不可易位的。夏桀、商纣纵有一千个不好，可他们毕竟处于“尊”或“上”的位置；商汤、周武即使有一万个好，可他们还是处于“卑”或“下”的位置。君主有了过错，应当去帮助他改正，让他继续保持天子的尊严，怎么能乱来呢，怎么能说推翻就推翻呢？辕固说，按照你的逻辑，高皇帝（即刘邦，汉景帝刘启的爷爷）率众起义，推翻暴秦，也是不合法的了？话说到这个份上，汉景帝便有些坐不住了。于是他不得不表态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不等于不知道肉的美味；搞理论的人不谈论商汤、周武革命是否合法，不等于不懂理论。于是辩论停止。

　　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汉景帝之所以采取不争论的政策，是因为这场争论把他推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不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吧，他们刘氏三代的执政地位就成了问题；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吧，又担心有人以天命、民意的名义推翻他们刘氏的统治。那么，汉景帝为什么会陷入两难境地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刘氏政权是一个以“革命”的名义取得转而又“告别革命”的政权，一个取代秦朝又和秦朝没有本质区别的政权 ，一个没有老百姓的份儿，只有少数富人、贵人份儿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必然会由初建时期受到老百姓拥护而走向与老百姓分道扬镳，进而与老百姓对抗，最终被老百姓支持的另一个政权取代。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的各个政权始终不能跳出那个“历史周期率”的怪圈，是因为剥夺者掌权的历史大时期还没有过去，人民掌权的大时代还没有到来。那个历史的大时期恰好结束在我们共产党人手里，这是党的幸运、人民的幸运、国家的幸运。然而，在那个历史大时期结束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却又犯起了汉景帝那样的毛病，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进攻面前羞羞答答、含含糊糊、遮遮掩掩，既不敢理直气壮地肯定革命，也不敢随波逐流地否定革命，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这一事实至少表明：尽管这些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广大劳动群众给的，但是其本人和他那个团伙的利益取向已经与广大劳动群众渐行渐远，甚至完全站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对立面。这对于我们的执政党建设来说，是一个异常危险的信号：弄得不好，我们很可能会由于人为的因素，重新回到那个“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怎么办呢？就是要痛下决心，告别褊狭和短见，割舍私情和私利，像马老那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论有多少难以排解的眼前纠结，我们也要旗帜鲜明地保卫人民打倒人民敌人的革命；无论有多少艰难和痛苦，我们也不能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利。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人民：在我们党内，如果有一个人成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有权利打倒这一个；如果有几十个几百个成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有权利打倒这几十个几百个；如果整个党成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有权利打倒这个蜕化变质的党。只有这样利剑高悬、警钟长鸣，只有这样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我们党才有可能永远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一面，从而才有可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