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的治学与为人

全根先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新会人，出身于药商家庭。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他于1897年赴京参加科举考试，未中。1905年，他与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为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留校任教。1912年，陈垣当选为众议员，定居北京，参加政治活动。1921年梁士诒任内阁总理，他任教育部次长。1923年，历经曹锟贿选，陈垣深感当时政治污浊，遂专心于教育与学术研究。从1926年至1952年，其主要职务为辅仁大学校长，兼任燕京大学教授、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等职。1952年至1971年，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兼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71年6月21日因病逝世。

作为一名饮誉海内外、深受人们尊敬的学者，陈垣先生在历史学、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诸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富，给我们留下了十余种学术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其主要著作有：《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元典章校补释例》《释氏疑年录》《史讳举例》《明季滇黔佛教考》《通鉴胡注表微》《二十史朔闰表》等。

陈垣先生的学术成果不仅丰富，而且质量之高也是学界公认。如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问世后，即引起巨大轰动，蔡元培称此书为“石破天惊”之作。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1922年，胡适曾经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1933年4月15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他与国家图书馆（前身为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1922年1月至1922年6月，他以教育部次长的身份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28年5月至1929年5月，由于北京政府解体，京师图书馆正副馆长被解职，国民政府大学院将国立京师图书馆改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他与马裕藻、马衡、陈懋治、黄世晖一起，被聘为该馆筹备委员会委员，全权负责馆务。1930年至1937年，他又连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委员。

在主持京师图书馆馆务期间，陈垣先生对工作极其负责。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一直为学界所重视，然而未得到系统的整理。1922年，他与当时写经组组长俞君泽商量，对馆藏敦煌文献进行逐一翻阅，“日以百轴为度，凡三越月，而八千轴毕。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后来，他又仿照赵明诚《金石录》体例，把每轴的原号、起止、纸数、行数及内容都写出，编制成《敦煌劫余录》。王重民说：“这样的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也不是两个《劫经录》（指英、法所编的敦煌目录）所能比拟的。”（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中华书局，1983年。）这是他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一部大型丛书，共收书3461种，计99309卷，分36275册线装；另有存目之书6793种，计93551卷。1915年9月，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所藏《四库全书》256架、6144函由内务部移交京师图书馆保管。以前，《四库全书》外人很少能阅读，该书的详细情况鲜有人知。陈垣先生闻讯后，经常前往阅读与研究，长达10年之久。陈垣先生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乃和曾说：“他每天到馆，坚持不懈地对《四库全书》研读了十年，对这部包括3400多种，36000多册的大丛书，作了全面了解”。刘国恩先生认为，他是我国“近代后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通览《四库全书》的学者。”（刘国恩：《陈垣先生〈四库全书〉研究述论》，《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通过对《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研究，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史料从事史学研究，而且还撰写大量关于《四库全书》的目录学著作，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派交通总长叶恭绰赴巴黎参加和会，会议期间，法国前总理、数学家班乐卫向叶恭绰提出，法国政府愿意以退还的庚款30万元来印行《四库全书》。1920年8月，班乐卫来华，接受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访问中国，从而带动了中法文化交流。法国巴黎大学计划成立中国学院，并准备影印《四库全书》、成立四库全书图书馆。中国方面，决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承担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的任务。为此，首先必须对《四库全书》进行彻底的调查。于是，陈垣聘请王冷斋等7人为助手，进行清点工作，将每部书的书名、作者、卷数、函数、册数、及数都一一填写完毕，最后由一人负责复校。这项工作从1920年5月开始，历时3个月完成。后来虽然因时局变化，《四库全书》影印之事搁浅，但其成果后来陈垣整理发表了《文津阁册数页数表》。

陈垣先生不仅自己勤于治学，而且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作为近现代目录学大家，他非常重视目录学人才的爱护与培养。如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原在湖南教书，陈垣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通过余嘉锡之子余逊，与其建立了联系，两人成为学术上的挚友。陈垣先生后来回忆说：“（余嘉锡）1927年入京，不久他就来看我，我们谈起彼此治学的经验，各有甘苦，颇能契合。”（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927年10月，余嘉锡将所撰《四库提要辨证》稿本送陈垣审阅，陈垣知其目录学功底深厚，不但对书稿仔细阅读，提出修改意见，而且请余嘉锡到辅仁大学任讲师。后来，余嘉锡还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如曾在辅仁大学受业于陈垣先生的来新夏，在目录学、图书馆学、历史学、方志学等成就卓著，著有《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古典目录学》等。来先生曾经说：“陈垣老师对目录、年代、史讳、校勘诸专学不仅在继承传统上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将这些传统的专门之学置于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赋予传统学问以新的生命活力，并以其创新见解和躬行实践，撰成专著以垂范于后学。”

陈垣先生的一些著作中，还经常流露出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这是陈垣继《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之后的一部关于中国佛教典籍考证的著作。此书原是抗战时期他在辅仁大学为研究生开课时的一部讲稿，完成于1942年9月。他曾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道考》《诤记》《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陈垣：《1950年致席鲁思信》，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16页。）而陈垣先生治学，也以“九一八事变”为界，从钱大昕考据之学向顾炎武、全祖望经世之学的转变，《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佛教典籍进行了精确的考证，在这种考证中,自始至终贯穿着陈垣先生终生信奉、一贯坚持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他对《历代三宝记》的内容、体制特色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作了仔细的分析和考证,指出《历代三宝记》的特色在于“纪年”。“本书之特色在纪年。”即使是对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纪年,仍然以南朝的各个朝代为基准,以显示其历史纪年中的汉民族各个朝代在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正统地位。“其卷八、九虽为前后秦及北魏、高齐等录，然每有论述，必冠以晋、宋、齐、梁世。如晋简文世、晋安帝世、宋孝武世、齐武帝世、梁武帝世等，其意以为隋承周，周承梁,实得中国正统。”在读《高僧传》一书时，他对江革之为人深表感慨。据史书记载，梁长史江革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元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患脚不拜。”延明使“革作丈八寺碑，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将加棰扑，革厉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姚思廉：《梁书·江革传》，中华书局，2000年。）陈垣著录《高僧传》时，对江革义不仕魏的事迹特加引述，称其“忠贞”，于写实中别有寓意，表达其不愿当亡国奴、保持民族气节的爱国情怀。

根据刘乃和先生回忆，当时日本宪兵曾派“学者”来游说陈垣先生，并以生死相威胁，陈垣先生答以《孟子》所说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刘乃和：《 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5页。）表达了其崇高的民族气节。